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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费。几位带队老师却有工资领，领了就朝口袋里捅。平常我也没怎么在意他们的薪水各有多少，有一回一位教现代汉语语法的老师领了工资站在门边上一面舔口水一面数钱，突然一张小纸条从他手里掉落下来，我正好走到跟前，弯腰就拾了起来，顺便瞥了一眼，原来是工资单，上面写的额度是一百八十元。我吓了巨大一跳，没料到这个说话结结巴巴的老头居然一个月有比两三个强壮农民忙碌整整一年还要多出许多的收入。这老师也同样吓了巨大一跳，因为他的秘密被我撞见了。他于是赶紧把我扯到一边，更加结结巴巴地叮嘱，今天你看见的事跟国家机密一样，千万不要同任何人讲，尤其不能同农民讲。他还警告道：要是讲讲讲讲讲讲出去，有后后后后果，一切由由由由你负负负负责！我受他传染，也结巴起来：放放放放心吧你郎家，后后后后果我也怕呢。正在我浑身筛糠之际，我那个生产队的一位农民到公社来办事，看见我跟结巴老师神色慌张，而且结巴老师正在把什么东西藏到裤袋里，就奇怪道：咦，你们在干吗？我当时犯了一个年轻的错误，就是讲实话，答说老师在领工资。农民眼睛很大地问：领工资？你们有工资？你们有好多工资？因为那时候工作队员跟农民都是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没说同领工资。所以他奇怪不是没有道理。结巴老师就打个大埋伏，说，工工工工资呵，工资就是一个月十十十十八块。
“十八块？我的天！”农民眼睛发直了，痴痴地道，“你一个月有十八块！”
我连忙站到他身后，两手张开作狮子抱球状，生怕他仰面一倒。
那一时我心里想，我的错误要是再年轻一点，完全说了实话，恐怕只会有两种后果，一是他朝后一跌，四叉八仰弄成个脑溢血，世界上少一个贫下中农；二是他转过身跑到山里头去，两把菜刀，一声狂啸，世界上多一个土匪。
按结巴老师的警告，这两种后果都要由我来负，不禁汗作雨下，仿佛洗了平生第一回桑拿，只是洗过之后，腿都软了半个下午，山路长长，走不回去了。
鱼、游泳、城市与文化符号
王 干
时 间：2005年5月24日
地 点：网易聊天室
主持人：阿琪
“其他的评论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你自己也是鱼”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网易聊天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批评家王干老师，下面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
王干：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昨天为了准备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从网络上找到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是“南京的王干是文学史上一个有意义的符号，王干是一位有传奇意义的人物，是登高一呼有回应的人物”，你那时候是一个鲜明的批评家，能否给我们回顾一下那个时期呢？
王干：夸张了，是朋友开玩笑吧，我既没有登高，也常遇争论。那个时候我在南京《钟山》杂志社工作，将近十年，在《钟山》当个普通编辑，因为刊物比较火的缘故，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热闹的。
主持人：作家和批评家有什么区别吗？
王干：区别很大，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他们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互相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在南京的时候，我在《钟山》杂志是与编辑部的同仁一起做过几件比较有意思的事，第一件就是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第二件是“新状态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在在文坛基本上站住脚了，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像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如今已成为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当然没有新写实这一说，他们可能仍然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要把刊物和评论家的作用看得过大。有人说“新写实”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编辑部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是主张用“后现实主义”的说法，因为在1988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只不过编辑部后来在理论上接受了我对新写实的一些看法，比如新写实的三大要素：还原生活、零度写作和对话结构，后来流传得很广。前几天苏州大学有一个博士生问我为什么要提到“后现实主义”，而且是最早命名的，我说是因为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后”后来用滥了，我就不再用了。
主持人：当时推出了一大批作家，有现在的池莉、方方、苏童、朱小平等等，他们都是文坛的中坚力量。现在的很多小说都是新写实小说这三项“基本原则”的延续，你能把这三项解释一下吗？
王干：还原生活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反映生活，复杂点可以到现象学层面。第二个就是零度写作，又叫做“情感的零度”。对此有些争论，我们作家都是希望对一个作品进行判断、分析、概括，这个容易造成理念先行，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的生活本身，有其自己内在的逻辑，内在的向前推动的念头，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活说破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强调一个情感的零度，你要抱着虚怀若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尽量把生活和人生状态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情感的零度”，这个和后来的“新写实小说”都有这个特点。当然“零度”本身只有存在实验室里面，而“零”也是一个假设，就是冷静、客观，不要把主观意识强加到人的生活中去。
王干：第三个就是对话的结构，就是作家不要替读者代劳，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作家是通过潜在的文本和读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到现在还能概括很多小说，这是当时新写实的特点。
主持人：五年之后，你们做了一个“新状态文学”？
王干：是的，不过“新状态”这个概念后来被“新生代”代替了。创作有一个特点：第一、原来写乡村叙事的作家也转型了，第二、到了9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学方面我们原来的作家强调人民的代言人、社会的代言人、国家的代言人，是强调“代言”的性质。
王干：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作家有了一个个人化写作的特点，当时我们社会原来是个国民经济，这个作家在计划经济里必然是这个国家、政党、民主的代言，后来的慢慢地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整个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后来又发展到了“私人化写作”。
王干：第三个特点就是作家由原来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心情、欲望等的探索，当然后面就出现了所谓的“身体写作”、“后半身写作”等等，我们又意识到了人对这种心灵和身体的关注。
主持人：现在女性写作很多，一会我们要专门谈到。还做过什么有趣的事情？
王干：第三件事也很有意思，就是《钟山》杂志通过我联络了四家刊物叫“联网四重奏”，那个时候“联网”这个词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那时因特网还没进入中国，联网的概念比较新颖。因为我在《钟山》杂志，策划过《大家》，又帮《山花》刊物他们主持过栏目，我们联系起来发出了对文学的主张，同时也在扩大文学在整个社会媒体当中的影响，所以“联网四重奏”在当时共同推了很多的作家，例如王海鸰、徐坤、朱文、韩东、张梅、东西、丁天等等。
王干：当时我们推出的作家，都是如今文坛的中坚力量，但是当时他们的影响力也许不够大，但是通过了我们的刊物把他推到了更大的一个平台上去。
王干：所以当时这个活动的影响很大，“联网四重奏”前后大概做了四年，当时我们的网是一个很虚拟的文学网。当时我们就意识到了网络对文学、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主持人：当时你们提出的观念有很大的超前意识，你认为自己和其他的评论家有什么不同吗？
王干：我始终在文学实践当中，因为我做刊物，我自己曾经搞过创作，而且我也曾经在作家协会工作，有很多的作家朋友，其他的评论家可能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我是自己在游泳。我的介入性比其他的人都要强，我很多的感受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践出发的，我是个肯干的人。
主持人：也就是说，其他的评论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你自己也是鱼，所以有人评论你说，你二十多年来干着评论家的活，做着创作的梦。
王 干：文学梦吧。我开始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