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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对阿城和汪曾祺的印象
《白色鸟》获1984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据说我的这篇小说能够得奖，作为评委的王蒙先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当时的历届评奖，重在作品“写什么”，而不在“怎么写”。《白色鸟》就题材而言是写“文革”的，但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小说比较而言，它的特色在于“怎么写”，它是取了一种把故事跟沉痛深藏在画面背后的写法，表面宁静、唯美，而实则是一种美的毁灭，把一种历史之痛像元稹的《行宫诗》一样藏在如诗如画的景色之中，仅仅三四千字的篇幅，语言上字字句句经过锤炼，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这样的小说能够得奖，表明了当时主流文学的开放态度。这大概就是王蒙先生希望看到的文学新局面。
我在次年春天南京的颁奖会上初识阿城，相见甚欢。阿城亦在报纸的感言里提到我们相见时的高兴。我喜欢阿城的小说，当时读过他的《棋王》，后来读了他的《孩子王》《树王》及《遍地风流》，我觉得阿城心中有古今，文字品格甚高，亦是深有文字自觉的作家。他的文学的根自是深埋在传统文化里，而他阅人阅世阅书皆是同时代作家中少见的渊深。他小说中的人格同他本人的人格极相近，仙风道骨，笑傲江湖，对悲欣人生取超然态度。阿城小说文字的精到、叙述的简约、行文的从容，再加上文化与哲学的底蕴，使他皆具大家风范。他的文学同他的人生，又皆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为外物外力所羁绊，自有一番自由潇洒。阿城对绘画、电影、摄影、民间文化等艺术门类深有涉猎同研究。我在1987年到美国访问时住在他在洛杉矶的寓所里，其时他正在写《中国民间美术史》。他后来跟台湾侯孝贤亦合作拍片，早年他亦参加“星星画展”，为中国当代从事现代艺术的先锋人物。及至我写本文时，他居然成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他真是艺术门类里的一位通才。他到哪里皆受到欢迎，因为他特别能侃，说话风趣、幽默，常道人之所不能道者，让人惊异于他的阅历的丰富同见闻的广博。
至于汪曾祺老先生，我觉得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的一位道行最深的传人。他的《大淖纪事》的问世，应当是一个文学事件，它标志了一种多情的、审美的、诗意的并且非常中国风的文体风格，呈现在当时以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为主要面目的作品洪流中，显出了独特醒目的艺术价值同美学取向。汪老的风格直接启发过我，我相信他也启发过其他一些作家。原来小说还有这样一种风格，原来小说还可以写得这样从容、冲淡而又清丽。汪先生受他老师沈从文公的影响，特别关注中国草根阶层的生活，带着善良的感情来抒写，他的作品是歌吹下层劳动者人性人情之美的一支悠远美丽的洞箫。我特别喜欢他的语言，汪先生的功力表现在文学语言上是丝毫没有火气，没有造作，很白，很淡，但是白而有韵，淡而有味，并且行云流水，自由舒展，非常的中国，非常的个人。汪先生炉火纯青的语言风格，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就是请汪先生写的序。他的序写得非常好，除了奖掖后进，亦表示了他对废名一路孤独的文学的激赏同他对中国文学的期望。我在1985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文学笔会时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并当场作画一幅送给我。后来他作湘行勾留长沙，我又去看他，相谈甚欢。他是一位风趣的老头，善良、正义，并且淡泊名利。他身上有种传统的“士”的精神，他的人格同他的作品一样让人景仰。
我写过两篇人物印象记，一篇是《关于阿城》，一篇是《关于汪先生》，记叙了我对这两位我特别喜欢的作家的人与文的感受同印象。
E关于两个笔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很热闹，文学期刊亦热闹，因为那一时期，文学期刊发行量都还不错，有钱，所以常常办笔会，争夺作家及作品。这种争夺还不是市场化的表现，主要是想造影响，想团结好作家同发表好作品。那个时候，文学名家或小荷刚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一年里要参加好几回各地期刊举办的笔会。不过大多的笔会皆流于形式，游山逛水，诗酒风流，吃了玩了就走人。但也有少数笔会开得很认真，以文会友，如切如磋，总结得失，探讨前路，产生有意义的话题，以推动文学观念的发展。比方1983年的杭州笔会，就催生了日后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运动，而且也帮助马原这样的先锋作家得以发表了在当时很难发表的作品《冈底斯的诱惑》。我所参加的笔会中有两个笔会值得一提，就是1985年的《人民文学》北京笔会同1987年的《钟山》海南笔会。王蒙先生当《人民文学》主编时，力推新人，发表了当时许多文坛新秀的探索实验之作。如莫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崭露头角，皆与王蒙先生的鼎力推出不无关系。听说王蒙在当时是很有压力的。1985年，他组织了一个笔会，邀了我和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新秀参加，王蒙亲自主持座谈，与会者皆谈了创作体会同文学观念，有很多的碰撞与火花，形成了一种比较健康的讨论的氛围。我记得马原在会上还与王蒙就乞丐的主观感受，其实就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氛围很民主，亦很学术。整个笔会，涉及的话题，无不与文学观念有关，而不像后来我参加的许多笔会，谈女人，谈是非，谈吃喝玩乐。那种严肃的文学探讨的氛围，至今难忘。它代表了当时许多新锐作家的创作状态，年轻、激情、严肃、认真、而且有抱负，有原则，有定见。1987年夏，前卫的《钟山》杂志在主编刘坪先生的主持下，在尚未建省的海南办了个笔会，邀了当时思想同创作状态特别活跃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李陀、陈建功、高行健、戴晴、史铁生、韩少功等，刘坪是一位思想很开明的长者，他手下有帮很有才干的编辑，苏童、范小天、傅小红等，把这个笔会组织得很活跃，李陀是个话题挑起者，一路上都在讨论作品同文学观念，热烈而真诚。而且刊物还很有创意地搞了个与会作家的对谈录，两人一组，就文学创作的观念同实践展开对谈或辩论，激发出一种有益的思想火花跟创作热情。在海边上的座谈会，每每都会起争论，面红耳赤，激越飞扬，这种深入而严肃并且真诚坦率的文学探讨，在如今的文坛已很难见到。当时讨论的话题同眼界，既有国内文坛的创作现状，亦有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非常广泛，亦很有高度。这是文学尚未商品化之前的盛会，之后，就风景不再了。
日月盐水豆
我儿时吃过很多有味的吃食，如今是很难得吃到了，比方，盐水豆。我外婆因是农村中长大，承祖训，修得来女人最大的妇德，就是持家，尤擅“衣食住行”里的“食”，即做得一手好饭菜，又养鸡养鸭，六零年过“苦日子”时，竟还在后屋里养过一头猪，使人人面有菜色的日子里我家比别人家多出几分鲜见的红润来。我外婆说：“有吃就是福。”又还有一门本事，就是闲来便给我们细伢崽制零食吃，免得我们找父母讨钱，鼻涕口水流一脸模样不好看。制得好的零食是盐水豆。
把黄豆洗了，置盐水中煮到微糜，沥干，拌以辣椒粉（又稍许甘草粉）以及紫苏叶跟干笋丝，于是取个竹篾大簸箕，摊在上头，拿筷子一粒一粒拨得匀匀爽爽，放到太阳下头晒，晒到豆皮起皱，仿佛全体思考哈姆莱特的那个人生大问题的苦恼模样，且内里豆肉硬硬的将干未干有嚼头，遂收拢来，装到一只泥陶小罐里，每在教育了我们一通细伢崽要听大人老师的话之后，便一人赏一把盐水豆，将指甲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