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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有人嫌这座高台横亘闹市，碍手碍脚，决定动用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
程如峰不断地向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写报告，希望保护好明教寺这个特有的文化遗产，要求将工厂、机关迁走。可报告屡呈，均石沉大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万里来安徽主持工作。这天，他提出要看明教寺，看罢明确地指出：“这是名胜古迹，为什么搞得乱七八糟，里面的工厂、机关必须立即迁走。早就应该加强文物工作的管理了。”
于是，市革委会一位有关负责人告诉程如峰：“你五年前就打过几份很好的报告，要求保护明教寺，现在市里决定电机修配厂和生资公司迁走，明教寺就交给你们修复，尽快设法开放吧。”
程如峰和汪冰盈，以及后来当了文物处处长的彭国维三人一道，就接收了明教寺。五月底的一天，程如峰正在明教寺整理着资料，一抬头，发现面前站着新华社记者张万舒。
他和张万舒早就相识，两人久别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自然要说到包公。程如峰向张万舒介绍了一下他所了解到的包公墓、包公墓志和有关包公的著作。张万舒一听，笑道：“今天我来找你，正是为这件事！我知道五年前合肥就发掘了包公墓，而且你在这方面是有所研究的。”
说着，他翻开随身带来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一书，指着包公奏议上写着的“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文字，连声称赞：“讲得多好，多好！爱憎分明。现在正需要包拯这样的精神！”
然后他便说出了此行的意图：“我想约你用你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资料，写一篇评论包拯的文章。”
程如峰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高兴的是，他有幸参加了包公墓的发掘工作，这五六年，自己又独守寒窗，在出土文物的研究上，在相关资料的收集上，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早就想把探讨的成果总结一下；忧的是，“文革”十年，大小刊物全都停办，“清草池塘独听蛙”，他已经是很久没有动笔写东西了，可以说文思滞钝，语言贫乏，所以不敢贸然承诺。
“我提供素材，你把关，算二人合作吧。”程如峰恳切地说。
张万舒见程如峰说得很诚恳，也就答应了下来，说：“你先拿出初稿，由我处理。”他说，这篇文章一定要摒弃大批判式的八股文，考虑到目前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的问题仍很敏感，他建议在文章中最好不提及“文革”以来强加在包公头上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但是又必须旗帜鲜明。总之，文章要做到心平气和，让事实说话，相信读者会明辨是非，读后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程如峰认真听着，觉得张万舒的提醒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仍担心地问：“这样的文章，有地方发表吗？”
张万舒胸有成竹：“内参。但文章不要过长，全来干货，三四千字为宜。”
程如峰写得很快、很顺手，因为许多资料早已烂熟于心。但他还是有所顾忌，“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却并未全盘否定，由于思想上长期受到禁锢，虽然感到春风吹来，但春暖花开仍待时日，大家依然心有余悸。因此，即使是些最能表现包公嫉恶如仇性格的重要细节，他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比如，包公弹劾张尧佐，并不像他写到的，仅仅是“连续上书”、“提醒赵祯”，或是“更严厉地指出”，事实上，包公为要求宋仁宗赵祯收回成命，竟在大殿之上与赵祯高声争辩，公开指责他“私昵后宫”，并抨击国丈张尧佐无德无能，言词之激烈，使得在场的文武官员为之变色。包公依然步步逼近，“音吐愤激”，居然将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
文章赶到收笔时，程如峰想到了包拯那首《书端州郡斋壁》的诗。
包拯一生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一首诗。虽吉光片羽，却可以看作是包拯的官箴，而他终其一生都是在履践着这一信条的。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最后，程如峰把包公这首诗开头的两句拿来作了标题。
张万舒看了，又在结尾处，添了一段。因为他注意到，当时的合肥市庐剧团正在上演著名的包公戏《秦香莲》，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于是他补写道：
包拯死后，他的形象被写进小说、说唱文学和戏曲，包公戏直到今天还为人们喜闻乐见。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重演包公戏，有的连演几十场座无虚席，每当观众看到《秦香莲》一戏中，包公当着皇太后和皇姑的面，举着乌纱帽铡陈世美时，无不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一文，由张万舒发往北京后，很快就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全文发表。虽说是内部参考，它的涵盖面却囊括了全国的新闻媒体，同时使得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了解到了真实的包公。
文章的发表，给了程如峰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开始思索一个新的问题，包公墓志的出土，不是一条很重要的新闻吗？但是，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五年多的时间里，竟没有一家刊物、报纸、电台、电视台作过一个字的报道，整个被“封杀”了！
他又写了一篇《合肥清理包拯墓》的报道，把清理的原因、经过、出土六合墓志以及包公墓的历史变迁等等，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内容丰富，又言简意赅，全文不足一千字。
文章写好后，他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光明日报》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他特别佩服这家报社的胆识和眼光，因此，他想都没有多想，就把稿子寄给了《光明日报》社。
毫无疑问，那段时间的《光明日报》，对这类稿件格外敏感，收到程如峰这篇报道后，几乎是一个字未动，就在显著版面发表了。
这一天是一九七九年的一月十日。这是中国报纸在清官遭到严酷讨伐的十三年之后，第一次为九百多年前的包拯公开平反。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光明日报》为包拯公开平反昭雪的第二天，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历史上的包拯和今天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同一时间被“摘帽”，包拯的子孙和地富的子女同时解决了“成分”问题，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只有来自喜剧作家的灵感，或出自诗人的浪漫，这既让程如峰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涩，却也使他振奋。
第十七章海外来信
程如峰写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地，他又把早已思虑了无数遍的《解开包公墓之谜》的文章写了出来。因为他是把它当做学术论文来写的，完成后，便交给了《安徽大学学报》，不久也被采用。
打那以后，为包公请命，还包公历史真面目，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九八〇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耀眼的午后，程如峰刚走进修复中的明教寺，这时工地上已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一位邮递员走过来，在他跟前停下，问他：“你是程如峰同志吗？”
程如峰一边点着头，一边问：“有我的挂号信？”
邮递员从背着的信袋中抽出一封信，告诉他：“海外来的。”
“海外来的？”程如峰不敢相信，“你是不是闹错了人？”
“你不是程如峰吗？”
邮递员把信递了过去。程如峰一看，没错，就是他的信。信封上除了他的姓名和地址写的是中文，其余全是外文。
拿着这封奇怪的来信，他好不纳闷：究竟是从哪个国家寄来的？里面又都写了一些什么呢？这么多年，他一直庆幸自己没有“海外关系”，因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避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才平安无事地走到今天。可是，现在居然有人从海外给他写来信，这岂不是会让别人怀疑自己不老实，长期隐瞒不报吗？虽说这时已在全国性地纠正冤、假、错案，但整人成癖者还大有人在，在没闹清信的虚实之前，他认为还是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为好。
他将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文物处当时的负责人陈裕民。
陈裕民是位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女同志，爱人曾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为叛徒，夫妻双双被当时的合肥工业大学“扫地出门”。现在，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