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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头那座布满灰尘的碾米房后转出，沿着轰轰作响的溪流往上行走约三四华里，便是原先的大队部，而今的牌上村委会所在地。村委会再往左，隔过几片水田几块菜地的小山丘上，零零落落散布着牌上村小学的三两排土砖房。
这次到牌上，孙宇立暗暗计划着如果可能，他一定要把原先留下自己足迹的所有角角落落全部走上一遍，村委会和村小学当然非到不可。多少岁月过去，村委会看不出有多大变化，由几排砖瓦平房连成的一个院落，院门前有一棵几人合抱的巨大枫树，树下一座平平坦坦的土台。孙宇立绕土台转过一圈，疑疑惑惑地说，在他记忆中，大枫树下的土台可要高大得多，气派得多。孙宇立继续疑惑着，同时也比划着，介绍说这原是一座人工筑成的土台，专供那个时代一些乡村政治活动时所用，如开会、唱戏、搞宣传、放电影等，每年秋天小学生们召开体育运动会，也把这里当做主席台。台上活动的都是乡村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学校校长之类，以及这些人物的对立面，那些被政府专政的对象，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每次召开批斗大会，对立双方的人物共同上台。先是正面人物讲话，喊口号，然后将反面人物五花大绑，拴蚱蜢那般一齐提溜到前台跪下。从左到右，台面上能并排跪下十几个人，基本可以将整个大队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网打尽。孙宇立的父亲孙凯先身材魁梧，个子高大，加上胸前悬挂的木牌过重过宽，一个人往往能占住两个人的位置。不知根据怎样的安排，每次上台孙凯先身旁总挨着一位叫陈道龙的又瘦又小的老地主。“站过去点，你站过去点。”老地主陈道龙就似一只干瘪的跳蚤，不停朝着孙凯先的身体推推搡搡，挤挤挨挨，那情形不像上台受批斗，倒是赴什么宴席时抢座位一般。
下午时分，大枫树下这片房子很安静。孙宇立领着北林由院落正门进去，左有村委办公室，右有一家私人诊所，两家小卖部，一家饮食店，一家理发店。另外两排房子似乎都做了那种村办工厂的厂房，做板刷做竹垫竹椅什么，一律的空荡荡乱糟糟阴沉沉，偶见一个人走在里面，就好像走在世界的另一头。相对来说村小学那边要显得明亮些开阔些，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较高，人气也旺。正值课间休息，学生们在坡上坡下跑着跳着，还有更多的男学生聚在操场一角玩一种古老的游戏，叫做斗鸡：单腿站立，将抱在胸前的另一条腿当做武器，跳跃，闪避，相互撞击。孙宇立兴致勃勃看过一会儿，等一局终了，他俯下身用当地方言同一位学生攀谈，试图探问到学校里某某老师，还有某某某老师的消息。学生未及回答，没想蹲在教学楼前的一个男人抢先开口了。
“某某老师吗，某某老师——这样了。”
男人梗直脖颈，将脑袋猛然朝上一提。孙宇立听懂了男人的意思。男人是说，某某老师死了。
“那么，某某某老师呢？”孙宇立上前一步，认真问。
“某某某老师，也——这样了。”
男人又将脑袋朝上一提。不少学生被男人的动作逗乐了，哄的一声笑起来。
孙宇立以为男人在逗他开心。即便男人所说属实，某某老师、某某某老师都死了，都这样了，但男人说话时那副玩世不恭的神情仍让人感觉不快。男人留平头，戴眼镜，二十多点的年纪，应该是小学校里的一位老师。
“那么，还有陈道龙、张家怡呢？”孙宇立问。孙宇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话。他只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跟这位老师开开玩笑。
“还有，”孙宇立迟疑一下，“还有孙凯先呢？”
男人回答不出。男人的年纪太轻，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肯定回答不出的。男人只用惊异的目光来看孙宇立。孙宇立目的达到了。心下正有些得意，没想他的问话很快引出了回声。是身后那伙小学生，也没人起个头，竟不约而同齐声高唱：
张家怡，卖荸荠；
张家怡，卖肚皮；
张家怡，簸——箕！
学生们唱完，随着又发出一阵哄笑。几乎同时，另一伙学生以更大的声音比赛般跟着高唱起来：
孙凯先，三更天；
孙凯先，羊角癫；
孙凯先，强——奸！
这回轮到孙宇立吃惊了，他苍白着脸色，同样用惊异的目光看看面前这伙学生，又看看北林，看看教学楼前蹲着的年轻老师。眼前的情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孙宇立一家离开牌上离开歌珊这么多年，他的父亲也死去这么多年，早以为跟这地方没有丝毫瓜葛了，这地方忘了他们，他们也早已忘了这地方。谁也没料到许多年时间过去，父亲孙凯先的名字仍然以顺口溜、以童谣的方式在歌珊，在这么一个无人知晓的山角落里，在一代代小学生口中传唱着，响亮，清晰，活灵活现，不容置疑。直到走出老远，两人重又走回村委会院前的大枫树下，仍听到从小学校那边传来的整整齐齐的童音：
陈道龙，蜈蚣虫；
陈道龙，猪嘴筒；
陈道龙，轰——隆！
孙宇立只想尽快从眼前这片地界上离开，他急急忙忙、跌跌撞撞一路朝前走着，走过好一阵才有些清醒，顿觉自己的行为毫无必要。他到路边找到一处坡地坐下，回过身重新向来路张望。这里的地势较高，不只能看到村委会的枫树、房屋、院落，而且能看清枫树脚下的那座土台，土台旁漫不经心弃置着的一块石头。
“张家怡，卖荸荠，”北林自语，“这个张家怡，是不是你早先同我们说起过的那个地主婆，你曾跟着一伙高年级学生到她家水缸底下挖金条的？”
“我早先同你，”孙宇立道，“说起过她吗？”
“那么那个陈道龙，”北林又问，“就是批斗时被人浇一身开水，从高台上摔下来的老地主了？”
孙宇立点点头。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喜欢站在你父亲身边的那个又瘦又小的老地主？”
孙宇立同样点头。
孙宇立讲过的话自己显然已经忘了，但北林却没有忘。张家怡、陈道龙一定是给孙宇立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造成重大影响的人物，孙宇立不但反反复复提起过，而且作过极其细致的描述，时间一久，那些人那些事对北林来说就好像不是听来的，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样了。可能跟陈道龙三个字的读音有关，北林觉得这位老地主平日应该拖着一对长长的鼻涕，身穿紧绷绷的棉袄，当然还有高高的猪嘴筒，还有滚烫的开水，及开水浇出的血肉模糊的面皮。张家怡则面目清秀，身材姣好，脑后梳着一只圆圆的发髻。
坐在村委会对面的山坡上，孙宇立用缓慢却带点惊魂未定的语调，又一次讲起当年的那些故事，讲起张家怡、陈道龙，还有他的父亲孙凯先的故事。孙宇立说在当时的牌上大队，张家怡名声很响，这不只因为她的地主家庭身份、她的女性身份，更因为她的年轻、 她的美貌，及笼罩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某种暧昧色彩。有关张家怡的种种说法是极多的，说她的丈夫是省城医院的名医、教授，专门给县里给省里的大干部看病，不但医术高，而且会写书，随便写一个字就能换回几块钱。丈夫长年不在家，只留张家怡带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在牌上生活，张家怡的家连同张家怡的身体，自然成为一处人人可以光顾可以践踏的公共场所。孙宇立就不止一次跟着高年级同学以造反的名义登过张家怡的家门，一次是翻挖张家怡家的水缸脚，据说那里埋着金条。又一次是到张家怡家的饭锅里埋“炸弹”——一种装满生石灰的墨水瓶，据说瓶里的生石灰遇水即可爆炸的。至于张家怡的身体大约只对大人们开放，一般的小学生并不能有多少了解，反正人们都众口一词这么说，孙宇立等一帮小孩也跟着说。说一只破簸箕么，什么东西不可以装，什么人不可以上，老的少的，丑的俊的，大凡是个男人，都可以一簸箕搂进的。
如果说人们对张家怡的态度里尚存有一些狎昵与戏谑的成分，那么对陈道龙，则只剩下单纯而赤裸裸的残暴了。陈道龙，猪嘴筒，陈道龙，轰隆！这首童谣或顺口溜所描述的，就是牌上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个事件。那是在牌上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事件，孙宇立和他的母亲都是亲眼目睹者，多少年时间过去，孙宇立每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