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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林斤澜小说选》前言中写道：“有位前辈作家说：‘送你八个字：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林斤澜对我说，这位“前辈作家”就是沈从文。那是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初，沈从文已经回京，而林斤澜由于中国作协的安排，要到四川、贵州、云南去走走。时间大约半年。他到了沈从文家，向沈从文话别，沈从文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林斤澜当时纳闷，这八个字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才明白，“走万里路”说的是人生风雨，一个人的经历、经验和经受。此前此后，林斤澜的“深入生活”在北京作家中是有名的，而他凭“走万里路”，能在老友汪曾祺面前沾沾自喜。
有一回，林斤澜对沈从文说起，自己年轻时读先生的小说《灯》着了迷。以为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不料沈从文呵呵笑着，高高兴兴，高兴得快要叫起来：“那是备课示范。表示小说还有这么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先生当时的神情，好像回忆中学时代的调皮，快乐里闪着狡猾，乡下人的天真。林斤澜转身问张兆和这篇小说，她竟说：“里嗦。”
林斤澜家中有本书，叫《从文小说习作选》。绿皮硬面，“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１９３６年出版。扉页上毛笔“章草”题着：“兆和存此书廿五年五月十四”。这是建国初，林斤澜在北京东安市场有个卖旧书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后来林斤澜向沈从文张兆和问起怎么回事，两位回忆说，抗日战争发生，他们离京奔赴后方。临走把几大箱书寄存在某某某家里，八年后回来，书箱不知何时叫人撬开，把书偷出去卖了。
这本书有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就是整本书上有沈从文用毛笔铅笔所做的修改。这对林斤澜非常有意义。林斤澜第一崇拜的鲁迅说道：“必须知道了‘不应该怎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怎么写’的。”从哪里去学“不应该怎么写”呢？最好是揣摩作家的手稿，那“苦心删改的痕迹”。《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每篇都有修改。
林斤澜说：“我应当原书奉还，但又想多看看那修改部分。两位前辈一口叫我留着。”
林斤澜便“揣摩”了。如小说《三三》，原本上用了许多个“到”字。“想到”、“提到”、“望到”、“回到”、“听到”、“说到”、“照到”、“看到”、“整理到”、“出到”、“蹲到”、“到后看到”……沈从文修改时多换了别的字。如“想起”、“望着”、“回转”、“说那”、“说了”、“看看”、“一听”、“对着”、“想明白”、“看见”……为什么这么修改呢？林斤澜说：“我推测理由有三：沈老过后想想一来单调；二来有的用法特别，别的读者读来不顺，还会误会；三来有的‘到’字跟在动词后边，不能辅助表现那个动作。”
有一句原文是这样：“在东边偏院里看到城里来的那个客，正躺在藤椅上，望到天上飞的鸽子。”修改后前边两句照旧，后边一句是“望天上环飞的鸽子。”林斤澜揣摩：“去掉‘到’字。若改换这个字，应是普通话的‘着’字。这个‘到’字该去，光去不换也好。‘飞’字上添了个‘环’字。望着鸽子‘环飞’，写出鸽子经常的成阵盘旋。有看头也没看头，带出了那个城里客人的似看非看的‘闲看’。这个‘环’字添得好。”
……
林斤澜喜爱沈从文，使他差点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北京市文联有个领导，号称“评论家”，原和沈从文有同乡之谊，曾是沈家座上客。此人拔刀，对林斤澜挥杀过来。一是为了扩大反右“战果”，好往上爬，二是林斤澜在创作上不听他的指挥，向沈从文靠近。１９５７年成立“林斤澜专案组”，可是苦于“没有材料”，林斤澜侥幸逃脱。１９５８年３月，“反右”还在补课，“反右倾”将要开始，这位“评论家”在《北京文学》上发表１１５００字的长篇评论：《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
文章追踪“倾向”，追到了沈从文那里。举例林斤澜的《台湾姑娘》。小说中女主人公因“二二·八”起义，死在狱中：
七天后，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初升，万物苏醒。
他批评道：“这种抒情式的描写，在作者自己，也许感到很有韵味。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反现实的有害的倾向……”
评论又写道：“木栅是统治阶级所树立的牢笼，而姑娘是革命者，是被树立木栅的阶级所压迫的人，她的死也是被关在木栅里而同时又无力摧毁木栅所造成的。因此两者的象征应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正确的描写，应当符合这种特性的。”
评论接着追根溯源：“斤澜是很喜爱沈从文的”，“都受到沈的影响。”“小如爱用重字叠句，大如对人生的观照和自然主义倾向的描写方法。”“沈从文的浸透幻想的写实是什么？斤澜把它看成浪漫主义色彩；而在沈氏作品的风土人情，是经过拟古情调的炮制。”“沈氏在写辰河水手为惊涛骇浪卷去，伙伴岸上追赶，而在水中的人，死得何等从容，作者情调也是静穆，闲适……对死和死的气氛描写，是自然主义的。这些在斤澜的小说中也存在……这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现，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
今天看起来，这样的批评只是好笑。但在当时，在“反右”补课的时候，对被批评的人来说，不啻惊天霹雳。林斤澜哆嗦了一段时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沈从文这样冷落、这样倒霉？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作家一旦和沈从文接近就是“小资产阶级”？一旦文风和沈从文接近就是“自然主义”，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就是进入八十年代，汪曾祺的二女儿还说：“我爸爸的小说写得最好也是放在第三四篇，林叔叔，你的也一样。”这又是为什么？
沈从文能答得出这些问题吗？林斤澜说沈从文当然能答得出。他的脑袋一直清楚着。包括后来到美国怎么答记者，包括怎么看待胡耀邦给他副部长生活待遇。但他后半生的苦楚实在太大太大。林斤澜说：“大约去世前三年，一位女记者问起先生‘文革’时的情形。先生说：‘我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去世那一年，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探望，沈从文木然，看电视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忽然冒出一句话：
“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听了这句话，林斤澜倒吸一口凉气。
２００３年底，在温州均瑶宾馆１１０１号房，我把这些问题交给林斤澜，问他你怎么答。林斤澜大声说：
“工具论！工具论！”
我问：
“工具论是什么意思呢？”
林斤澜激动地站了起来，指头往很远的地方一指：
“这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要求每个人都是‘螺丝钉’，都是工具。是工具你就不能有主观意志。作家更是如此。你要听话，你要配合政治，你要配合各种方式的运动，你还要有时刻牺牲自己的准备……而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山光水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他的学生汪曾祺复出后，走笔生命健康，生活快乐，人性人道，师徒一脉相承……你看你看，人性人道，这怎么是‘螺丝钉’呢？这怎么是驯服的工具呢？怎么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这就矛盾了，而且是非常厉害的矛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矛盾！”
林斤澜又说，就是“四人帮”倒台后，也要配合。揭露极“左”，“伤痕文学”吃香了；要改革了，《乔厂长上任记》出来了；要注意改革的复杂性，《围墙》便是短篇小说奖的头篇。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５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