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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风也作好了打算，让儿子读完初中就进工厂学徒。“那家伙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强扭的瓜不甜。”说这话的时候，他叹着气，脸上全是寥落。
在青阳农村，女儿的前程无足轻重，儿子才是将来继承家业、顶门立户的人。陈清风的情况偏偏如此尴尬，他只能把读书人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失意和寥落在情理之中，他对女儿的接近崇拜的溺爱也在情理之中。
我尝了一块花生糖。好像糖稀熬制的时间不够，有点黏牙，远不如艾早的手艺。以前艾早在家里熬花生糖，要放进橘子皮、生姜米，还有一点点味精，香脆得怎么吃都不够。
“艾晚，”陈清风看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出国读学位？ ”
我手里捏着咬了一半的花生糖，觉得这问题太突然，惊讶中不知道如何回答。
“应该找机会出去看看。现在不同过去，只要国外有邀请，签证很容易。人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做井底之蛙。世界为什么那么辽阔？ 人类自身为什么这么渺小？ 这是上帝故意埋卜的伏笔：鼓励人们在辽阔之中行走，在行走中完善自身。”
“这么说，你打算出国？ ”
他沉默一下：“我有个同学在美国，正在帮我申请做访问学者。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过去，我们在美国见面。”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怂恿我出国，而且约定我们“在美国见面”？ 他觉得一个人背井离乡过于寂寞，希望有个旧友故交跟他互帮互学支撑岁月吗？ 他留校做校刊编辑已经好几个年头了。他每天上班，读很多枯燥的学术稿件，分出一二三等不同层次，写审稿单，去主编那儿力争自己的版面，排版，校对，一校二二校三校，最后把新出厂的刊物打包，分寄作者读者，关注刊物上的文章有什么反响，聆听同事们对版面分配不公的抱怨，对刊物质量不尽人意的抱怨，还有主编对封面版式和发行量的抱怨。那些经由他的手裁剪修订后在刊物发表的文章，跟他本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发表它们感觉不到快乐，更谈不上成就。他想抛开这一切，去寻找另外一种活着的方式，另外的乐趣和辉煌，这符合他的性格。
他走了，也许对艾早是个解脱。她可以死心塌地嫁人，生个孩子，打理她的工厂，把我父母和艾好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就让陈清风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开学前，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他是个年近五十、行事谨慎的人，我读大学时他教过我的课，学问不错，但是不善于开口，如果不强打精神，很难把他的两节大课善始善终地听完。
他很少找人个别谈话，尤其我这样的单身女教师，所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心中忐忑。
他穿着一件深颜色的过时的中山装，领口袖口磨得发白，胸前有油迹，还有粥斑。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像他这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他的头发也有许久没有洗了，脑油气味很重，白色的头皮屑一片片地沾在发丝上，肩上也落了薄薄一层。我非常想伸手帮他拂去那些头屑，想来想去还是忍住了，我认为他不会习惯这样过于亲密的动作，那会吓着他。
一开始，他问了我一些很私人的问题：一个人在家做不做饭啊？ 跟同事相处怎么样啊？ 对教研室工作有什么看法啊？ 他的不苟言笑的性格很不适宜问这家常化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对，我们彼此都觉得谈话吃力。他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腿间，上身挺得很直，脸上努力要做出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每一根皱纹都透着紧张。
终于他把话题转入正事。系里要主办一个国际性的高分子化学家论坛，有大量的会务工作要忙，得从各个教研室抽调人手，教研室主任打算把这个差事交代给我。
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小的事情，弄出这么紧张的气氛来，难怪他脑袋秃顶得厉害。
“会务工作很重要，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好……”他身姿笔挺，眼神肃穆。
“你放心，我能够干好。”
“葛一虹教授不容易相处……”
“你也放心，我绝对服从她。”
他难得地露出笑容。“拜托了。”他说。
我明白了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如此为难。葛一虹是我们的系主任，年近六十的老太太，有世界知名度的高分子化学家。她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没有儿女，性格专横，说一不二，在系里很少能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总是风一样地来去，从不跟她助手之外的人交往闲谈。系里每年都要给她更换秘书，那些可怜的人不是自己辞退自己，就是被她毫不客气地赶走。人们背后都说，为老太太工作，第一要皮厚，第二要厚皮，否则是自寻崩溃。
我不在乎。我年轻，根本就不存在面子问题。再说仅仅是做一次会务，一两个月的事情，就算每天挨骂一次，总次数也还是有限。
我去会务组报到，被分配做秘书工作。我的l 临时同事有二十多个，有从学校外办抽调过来的，有接待处的，有系办公室的，还有像我这样原属于各教研室的年轻老师。我们系里还是第一次操办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大家都有点紧张。会议上的事情环环相扣，有时候一个环节关注不到，会导致全盘尽失，这是校外办主任在预备会上反复敲打我们的话。
葛一虹在预备会开到一多半的时候推门而入。她矮胖，肤黑，五官粗疏，看人的神气带着嘲谑，或者干脆就是不屑。但是她的一头花白的头发烫得很有品位，蓬松在耳后，泛出几道浅浅的波浪。她的服饰同样讲究，是一套豆沙色的精纺毛料西服，搭配了一条色彩热烈的真丝围巾，两耳上甚至还配有一对硕大的珍珠色耳环。脚上是一双咖啡色低筒靴，靴面沾着一层浅浅的灰尘，可以想像她走路时匆匆忙忙的姿态。
“都做好了吃苦耐劳的准备吗？ ”她一屁股坐下来，目光锐利地扫视我们，开口就问了这一句话。然后，她简短地介绍了会议的前期筹备工作，会议的宗旨和意义，与会者的大致情况，大会沦文的提交情况。“中国人的历来习惯，事情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得最好。对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同样如此。请大家同心协力，打一场漂亮的大仗。”这句话说完之后，她不等大家反应，抓起桌上的材料袋，起身便走。
这个率性的老太太，她的确是一阵风，刮过会场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务上的工作非常繁琐，尤其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八十年代，光是联系来自国外的几十个与会学者，就已经让人焦头烂额。我们不断接到来自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学者的询问：“你们有电邮地址吗？ ”不，我们没有。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了互联网，可我们没有连接上去，没法儿从电脑中实时收到对方的信息。我们没有移动电话，系里只有办公室的一台座机可以拨打国际长途，大部分的联络工作靠信件，国际航空信，一星期到十天可以送达，看你是否有运气赶上最近一趟航班。
与会代表们寄来了他们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英文的原件。每份都要大量复印，以便会上人手一册。字体和格式不符合规范的，要重新替他们打印。还得翻译成中文，再打印出若干份，因为会上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大量的旁听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听懂英文发言。我的工作是打字，把英文中文统统输入电脑，然后打印。不久之前我买过一本“五笔字形输入法”
的教材，自学过一阵，现在派上了用场。系里唯一的一台装上“五笔字形”软件的PC机，几乎成了我的专用工具，我从早到晚坐在机器前，十指翻飞，看着那些黑色的单字像小人儿列队军训一样，一个跟着一个翩翩而出，笑眯眯地立正和稍息，最后乖乖站进自己的位置。我很有成就感。系里还没有一个人的打字速度比我更快。
葛一虹也向大会提交了论文。她体恤我们的忙碌，坚持由自己打印复制。她打英文稿用的是老式打字机。老太太挺直腰板端坐在桌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