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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释义：同样的禀承元气，有的独独做了人，有的却成了飞禽走兽。同样地做了人，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有的贫穷有的富裕。富裕的或许积累了大量财富，贫穷的或许乞食糊口；尊贵的贵到封候的地步，卑贱的贱到为人奴仆。这不是天施放气的时候有偏袒，而是人和物所禀之气有厚薄啊。同样地推行道德，遭受的祸福却不一样；同样地实行仁义，得到的利害也不一样。晋文公修文德，徐偃王行仁义，两人的遭遇却不相同。晋文公由于修文德而受到赏赐，徐偃王由于行仁义而丧家灭国。鲁国有一个为父亲报仇，杀了仇人后，慢走不跑，追赶他的人放弃了追赶；牛缺被强盗抢劫，他顺从地把财物、车马和衣被给了强盗，一点也不害怕，强盗返回来杀了他。修文德和行仁义相同，不跑和不害怕一样，可是晋文公、鲁国人得福，徐偃王、牛缺却遭祸，这是由于晋文公、鲁国人“幸”，徐偃王、牛缺“不幸”啊！
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后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于心。然而于韩有罪，于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释义：韩昭候喝醉了酒，躺下睡觉，恐其着凉，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韩昭候睡醒询问这件事，知道典冠爱护自己，但因为典冠越职的缘故，只能处罚他。卫国的骖乘看见驾驭车马的人有失误，在后面帮着叫喊赶马车，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都是出于一个意图，盖衣服是唯恐君主着凉，叫喊赶马车是唯恐上司危险，仁爱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可是两种情况的结果却不一样，在韩国加衣有罪责，在卫国呼车是忠诚，这是由于骖乘“偶”，典冠“不偶”啊！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钴。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
释义：不只是人有幸偶，万物都有这种情况。长达数仞的竹子，大到两人合抱的树木，工匠把它们割裂开来使用，有的做成器物被使用，有的遗留下来被抛弃。并不是工匠有爱憎之心，而是在割裂竹子、树木的过程中，刀斧的动作有偶然性。烹煮谷物做成饭，再把饭酿成酒。酒酿成了，有的酒甜，有的酒苦；饭蒸好了，有的饭熟，有的饭夹生。并不是厨师和酿酒的人有意识地使它们有差异，而是在煮饭、酿酒的过程中。手的动作有偶然性。软硬合适的饭盛在不同的筐里，甜酒装在不同的酒器里。虫掉进去的酒器，酒丢掉了不再喝它；老鼠爬过的饭筐，饭扔掉了不再吃它。各种草类，对人都有好处。被医生采集的草，就成了良药；有的草却只能被遗留在干枯的沼泽地里。遭野火焚烧。同样的金属，有的被铸成了剑和戟，有的则被铸成了刀尖和锋钴。同样的木头，有的成了宫殿的大梁，有的则成了桥梁的支柱。同样的火，有的能熔化脂烛，有的只能焚烧枯草。同样的土壤，有的做了宫殿的地基，有的被涂在小室的门上。同样的水，有的被用来洗涤鼎釜，有的则被用来洗腐烂的东西。万物的好坏相同，被人利用时，其“不幸”“不偶”，尚且让人感到悲伤哀痛，何况是有精神的人呢！
虞舜圣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顽母，弟象敖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嚚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无尺土，周流应聘，削迹绝粮。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于阙里。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
释义：虞舜，是圣人，在人世应当享受最大的福吉。可是他的父亲顽劣，后母多言。弟象高傲狂放，他没有过错却受到憎恨，没有做坏事却遭到处罚，非常不幸啊！孔子的境遇和舜差不多，他一生没有得到一尺土的封赐，周游列国，希望接受聘用，结果削迹于卫，绝粮陈蔡。舜和孔子都是圣贤之才，却都“不幸”“不偶”。舜尚碰到尧把地位让给他，孔子则死于阙里。凭着圣人的才能，仍然遭受“不幸”“不偶”，平常的人中间，遭受“不幸”、“不偶”的就一定更多了。命是吉凶的主宰。吉凶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是构成吉凶的几个方面的度数的碰巧偶合，不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使它这样的。
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嚭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偶二子命当绝，子兰、宰嚭适为谗，而怀王、夫差适信奸也。君适不明，臣适为谗，二子之命，偶自不长。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实自然，非他为也。夏、殷之朝适穷，桀、纣之恶适稔，商、周之数适起，汤、武之德适丰。关龙逢杀，箕子、比干囚死，当桀、纣恶盛之时，亦二子命讫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纳吕望之议，汤、武且兴之会，亦二臣当用之际也。
释义：世人认为伍子胥用剑自杀，屈原自投汨罗江而死，是子兰、宰嚭诬告进谗言陷害他们，是吴王夫差杀了子胥，楚顷襄王放逐了屈原。恰好子胥、屈原两个人命中注定死期已到，又适逢子兰、宰嚭进谗言，顷襄王、夫差信奸邪。君主碰巧昏庸，奸臣碰巧进谗言，子胥、屈原两个人的寿命碰巧本来不长，这内外两方面的偶然因素凑合在一起，好像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的作用，其实都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他气旁物有意造成的。夏朝、商朝恰好该完结的时候，夏桀、商纣恰好恶贯满盈；商朝、周朝恰好该兴起的时候，成汤、武王恰好德高望重。关龙逢被杀，箕子被囚禁，比干被挖心，正是夏桀、商纣恶贯满盈的时候，也是箕子、比干寿命终了的时候。听信伊尹的言论，采纳吕望的建议，正是成汤、武王将要兴起的时候，也是伊尹、吕望当被任用的时候。
人臣命有吉凶，贤不肖之主与之相逢。文王时当昌，吕望命当贵；高宗治当平，傅说德当遂。非文王、高宗为二臣生，吕望、傅说为两君出也。君明臣贤，光曜相察；上修下治，度数相得。
释义：臣子之命有吉有凶，贤主和命吉之臣相遇，不贤之主和命凶之臣相遇。周文王的时运注定应当昌盛，吕望命中注定应当尊贵；商高宗的治朝注定应当太平，傅说的德行注定要发挥作用。不是周文王、商高宗为吕望、傅说而生，也不是吕望、傅说为周文王、商高宗而出世。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君臣的光芒相辉映，居上位的君主和居下位的臣子都善于治理国家，君臣各自的品行才能和他们出现的时期恰好相一致。
《论衡》？逢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释义：人的操行可以一贯贤良，做官却不能常常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意和得到赏识和重用。操行的贤良或不贤良，这是个人的“才”；做官的遇或者不遇，却是由时势决定的。不可以保证才能卓绝、操行高洁的人一定尊贵，也不可以保证才能浅薄、操行低劣的人必然卑贱。有的人才高行洁，得不到重用，处在低下的地位；有的人能薄操浊，得到了赏识，地位就在众人之上了。不同的时代各有自己选拔“士”的标准，士也各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