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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员、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员诛死。此异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异，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为相，箕子为奴；伊尹遇成汤，箕子遇商纣也。夫以贤事贤君，君欲为治，臣以贤才辅之，趋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释义：伍员、伯嚭一起事奉吴王夫差，两人的遭遇却完全都一样，帛喜得到尊重，伍员却被赐剑自杀而死，这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个君主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样操行的人事奉不同的君主，也有遇或不遇的区别，伊尹、箕子就是这样的例子。伊尹、箕子才能相当，伊尹辅佐成汤有功，担任重职，箕子劝谏商纣未成，只能装疯为奴，隐居鼓琴以自悲，这是因为伊尹遇到了贤明的成汤，箕子却碰上了残暴的商纣。以贤才来事奉贤明的君主，如果君主想要励精图治，臣子以贤才来辅助他，两者的好恶恰好一致，臣子的“遇”是理所当然。以贤才来事奉凶暴的君主，君主不想治恰好相违背，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闭心塞意之变。故至言弃捐，圣贤距逆，非憎圣贤，不甘至言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释义：也有一种情况，贤圣之臣，遇到想要励精图治的君主，却还是不被重用，孔子、孟轲就是这样的例子。孔子在从陈国到蔡国的途中被人围困，受到七天吃不上一顿饱饭的折磨，孟轲游说于齐、魏，陷入不能伸其志向的困境。这不是因为当时的君主不任用才德兼备之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不能起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的，一定是尧、舜。只能驾御一天跑百里马的人，而任用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会出现折断衡木、轭木的灾难。只能任用备位充数之才的君主，而让他去驾御具有大臣之才的人，一定会发生使心意遭到堵塞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通达事理的高明言论被舍弃不用，圣贤被拒绝排斥，并不是君主憎恨圣贤，不爱听高明的言论，而是因为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了，高明的言论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唉，才能卓绝的臣去求才能浅陋的君任用他，君不能接受，臣子的“不遇”也是理所当然。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许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许由俱圣人也，并生唐世，俱面于尧。虞舜绍帝统，许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贤也，并出周国，皆见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饿死。
释义：才能卓绝的臣子，遇到才能同样卓绝的君主，也有能否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的例子。虞舜、许由同是圣人，同样生活在唐尧当政的时候，都见过尧，两人的遭遇却大不一样，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遁入山林隐居。太公、伯夷同是贤人，同样在周朝生活过，都见过武王，两人的遭遇也大不一样，太公因功受封于齐，伯夷却活活饿死在首阳山。
夫贤圣道同，志合趋齐，虞舜、太公行耦，许由、伯夷操违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时也。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合中有离。何则？道有精粗，志有清浊也。许由，皇者之辅也，生于帝者之时；伯夷，帝者之佐也，出于王者之世，并由道德，俱发仁义，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为仁义，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尧溷，舜浊；武王诛残，太公讨暴，同浊皆粗，举措均齐，此其所以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无择深隐不见；禹王天下，伯益辅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无择，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进用，无择、子高退隐，进用行耦，退隐操违也。退隐势异，身虽屈，不愿进；人主不须其言，废之，意亦不恨，是两不相慕也。
释义：贤者圣人道德相同，志向合流，趋于统一，但是虞舜、太公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相一致，许由、伯夷和他们的君主唐尧、武王的操行却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操行和他们所生长的社会，所生活的时代不相适应。道德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不同的地方；志向虽然合流，但合流中也有分歧的成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道德有精深和粗浅之分，志向有高尚和庸俗之别。许由，本是辅佐三皇之才，却生活在五帝之一的尧时；伯夷，本是辅佐五帝之才，却出道在三王中的周武王时。同样的遵循道德，同样的实行仁义。但是，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够完美； 他们就不愿留下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够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辅佐。这就是他们“不遇”的原因。尧的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武王讨伐残暴的纣王，太公也讨伐残暴的纣王。尧和舜具有同样污浊粗浅的道德，武王和太公推行同样的措施行动，这就是虞舜和太公“遇”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时，皋陶辅佐政治，北人无择却隐居深山，行踪全无；禹统治天下时，伯益辅佐政治，伯成子高却抛弃了诸侯之位，躬耕于野。并不是皋陶的才能胜过无择，伯益的才能高出子高。但是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无择、子高却隐居山野。皋陶、伯益得到进用，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一致，无择、子高被迫退隐，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和舜、禹的相违背，退隐和进用相比，地位低下，但是由于和君主操行不一，他们宁愿受委屈，也不愿得到进用；君主不能采纳他们的主张，不任用他们，心里也并不后悔埋怨，这是双方都不羡慕啊！
商鞅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距；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释义：商鞅三次劝说秦孝公采纳他的建议，前两次秦孝公没有听，后一次秦孝公采纳了，原因在于，前两次所说的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后一次所说的是成就“霸业”的理论。用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去劝说只想成就“霸业”的君主； 虽然精深，也会被拒绝；改用成就“霸业”的理论，虽然粗浅，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精深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不喜欢；粗浅的理论，恰好碰到孝公想要实行。所以不在于劝说的人说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劝说的人认为是好的；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所事奉的人认为是高明的。
马圄之说无方，而野人说之；子贡之说有义，野人不听。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故为善于不欲得善之主，虽善不见爱；为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虽不善不见憎。此以曲伎合，合则遇，不合则不遇。
释义：养马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大道理，可是农民高兴听他的话；子贡大讲仁义道德，农民就不高兴听了。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就改为演奏民间乐曲，越王非常高兴。所以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优美的乐曲，即使乐曲很优美也得不到宠爱；给不想听优美乐曲的君主演奏不优美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