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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发紧，心里生出极大的不安来。我立即想起他平时对蜜蜂百般呵护的情景和他常有的和善面容，不可想象他爱护它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如此。我想不通，他怎能忍心把它们全部拨入滚烫的沸水中呢？蜜蜂们那么聪明，为何早不知道这个结局呢？而他曾向我夸赞蜜蜂聪明的口吻完全是可憎的了。
我有很久都不去他家了，路上碰见他时，我心里也总是掠过一丝厌恶。但是，我在学校出了一件事情，令我不能不有求于他。我打碎了班里的一块窗玻璃，老师让赔，而我又不敢向父亲张嘴，想起元明爸酿蜂蜜肯定赚了不少钱，就下决心去向他借。一块玻璃三毛钱，但我打算借一块钱，剩下的钱，五毛买一枝钢笔，两毛用来买烟。我丝毫都不犹豫，向他家走去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仿佛向他借钱，借足足一块钱，是我的一大作为，是我对他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惩罚。谁让他那样凶狠地把蜜蜂铲进开水锅里的！我说：“我爸让我来借一块钱！”我似乎只能说出如此简短而直接的句子。他一听，立刻就掏出钱包，把一块钱给了我，还顺手摸摸我的头。我装出沉稳的样子，走出他家蜜蜂乱飞的院子。我立即去了三里路之外的镇子上，用两毛钱买了一盒工农牌子的香烟，原打算用五毛钱买钢笔的，却没买，把钱省下，然后才吸着烟，悠闲自得地回到海棠，回到学校。剩下的那五毛钱最终也买了烟。我后来的烟瘾大概正是那一块钱中的七毛钱培养起来的。
作者简介：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4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执教于西北第二民院。
责任编辑 陈东捷
题 字 李纯博
生命，张扬在八百年前的废墟上
母国政
父亲不说“苦”，他也不说“苦”
陈文增，哪路神仙？
抿在双耳后边的灰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顺着两鬓直泻而下在嘴唇四周汇聚起来的胡子乱蓬蓬支棱着，却不让人觉得这是演艺圈儿或美术圈儿里某些人故作的职业标识，反倒让人觉得那是他本人一种顺乎自然的表露。长发，连鬓胡子，粉红色短袖衬衫，使他具有某种时尚的风采，但那张略显憔悴、缺少光泽的脸上以及北方人端正的五官上，还有一种由纯正、安详、聪慧和沉毅混合而成的特殊气质，而这却让人觉得是传统的，甚至是古典的。
他年过五旬，事业有成，斐然可观，但除了制瓷业的人士，当然还有研究陶瓷的专家学者，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
他出生在太行山东麓一个穷困的小村子里。
在家乡，他读过四年小学，又读过一年初中。他的学历仅此而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陈文增十二岁。那场愚昧、野蛮、残虐的风暴，不仅扫荡着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沿着铁路、沿着公路、沿着大平原上密如织网的乡间小路向太行山下袭来。当它君临北镇——陈文增的故乡——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贫农家庭，竟是村里第一个被冲击的目标。
他的父亲，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揪出来了。
他一向以为父亲是个勤劳本分的农民，像村子里许多叔叔大爷一样。父亲大概是村里起身最早的，总是天没亮就背上粪箕子出去，为的是能捡到村外大道上夜间过路的牲口留下的粪便。他会沿着大道走出很远，不只捡粪，还捡路边或排水沟里的石块儿，为了能在他们的小院子里再盖两间新房，再过几年给儿子娶媳妇。父亲很爱他。那时粮食不够，吃饭时父亲让他先吃，他不懂事，敞开肚皮吃了，锅里的菜粥已所剩无几。母亲加瓢水，那菜粥更稀了。他爱父亲。这样好的父亲，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他害怕，心里又充满疑惑。
紧接着，更令他无法接受的噩运降落到他身上。
那天，下着小雨。一阵阵冷风吹着雨点儿潲在教室仅有的两块玻璃上，像孩子脸上的道道泪痕。他耳边响着老师讲课的声音，眼睛却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清冷清冷的。
教室门突然开了，一片灰蒙蒙的光亮射进教室里。光亮中站着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他肩上披着的绿色塑料布，映得他的脸灰绿灰绿的。他凌厉的目光，直射到陈文增身上。
陈文增惊恐地看看他，看看老师。他发现老师已经离开讲桌，退缩到墙角。
贫协主任伸手指着他，你是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学校，是我们贫下中农管理的。滚！
他不知道是自己跑出教室的还是被贫协主任搡出教室的。他被开除了。
因为下雨，队上没让父亲下地干活儿。父亲正坐在炕沿下的一张小板凳上，呆呆地注视着被柴烟熏得漆黑的墙壁，见他进来只抬抬眼皮，没说一句话。
他怀着满腹的委屈和气恨，冲到父亲面前，爹，你是不是反革命？告诉我。
父亲不理他，闭上了眼睛。
母亲上前拉住他，你还小，不懂这些。
他甩开母亲的手，向父亲嚷着，他们叫我反革命的狗崽子，我受不了！爹，你知道吗？我让学校开除了！
父亲睁开眼睛，那张消瘦的脸上，先是惊异，跟着就由于痛心、无奈变得更加颓丧了。他知道，儿子最乐意的事，就是上学。他不能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受窝囊气了。他把自己从1941年到1946年的经历说了，告诉儿子自己是怎样由八路军领导的村自卫队中队长变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简单地说，他是村里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你想想看，有不识字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吗？
陈文增终于明白了，怪不得父亲总是郁郁寡欢，常年见不到一个笑模样，原来父亲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而且被折磨二十年了！
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残酷虐待的父亲，很快就垮了。他旧病复发，整天呼噜呼噜地喘着。文增担心，说不定哪口气喘不上来父亲就完了。即便这样，父亲还是要起大早扫街，然后去地里干活儿。
自那天起，他每天早早起来，扛上大扫帚，把指派给父亲打扫的街道和胡同一一清扫干净。下雪的日子，他更不让父亲出去，他怕寒气诱发父亲的哮喘。
他想念学校。有时他悄悄跑到他们班教室外面，竖起耳朵，他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能听到靠窗户的两个同学唧唧喳喳的耳语，也能听到铁铅笔盒开合的响声；透过木窗的缝隙，他还能嗅到从教室里飘出的带着人体温热的气息。这就够了。能重温学校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也感到莫大的满足。
父亲说，想念书就念——在家里念。
父亲没上过学，但他尊重读书，尊重读书人。
他想，父亲说得对。戏台上有多少穷秀才中状元的故事！他们哪有机会进书院，请老师，不都是靠刻苦自学走出困境的吗！
清晨他代父亲扫街，回家喝碗菜粥又背上柳条筐去山上搂柴火。母亲烧饭烧水用柴火，冬天烧炕取暖用柴火。家里买不起煤，就全靠他了。有时队里活茬儿忙，老人孩子下地也给工分——当然，他不会错过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的机会。其实，那点儿收入也可怜！当时，队上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合一角多钱。忙完这些，才是他读书写字的时间。
他不说“苦”，因为父亲从不说“苦”。
由于父亲的不幸，使他们家从政治上经济上都沦为村里的最底层。北镇本是个穷苦的村子，处在这个村子里的最底层，就意味着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以具备。
北镇是个移民村，20世纪50年代为了防备水患，政府组织附近住在低洼处的农民搬到这里。为了给失去原有家园的农民作些补偿，政府每年补助给每个村民若干粮票，数额不大，社员吃粮，主要从一家人所挣的工分中获得。父亲被揪出后，有一个时期，他们一家三口的政府补助粮票全部停发，后来只发给陈文增和他的母亲，父亲的那份儿被彻底取消了。靠工分从队上分得的那部分粮食呢？也无影无踪了——反革命分子理应劳动改造，不记工分，而他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这个家，真是陷入绝境了。幸亏，陈文增的叔叔在合作社工作，每月有三十多元工资，婶子又很顾念亲情；陈文增的姐姐嫁了个好人，姐夫是电工，不仅孝敬父母，也孝敬老丈人。就是靠着他们有时送来一袋白薯面，有时撂下几块钱，他们三口才没有饿死。
“文革”十年间，他们家没买过盐。每当邻居要倒掉咸菜缸里的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