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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下来了”。我和77岁的世世妈在官道里聊起此事时，她几乎把全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的光棍，扳着指头给我说了一遍。
当然，她最有兴趣说的还是琴儿。
她是婚后一年走的，走了也快一年了。
她丈夫的妹妹，同一天嫁给她娘家的哥了。就是说，她和她丈夫的妹妹，是“换头亲”。两家距离只有几百米，一个在村东头，一个在村西头。琴儿是初中生，人长得也“干干净净”（世世妈的话），琴儿的丈夫则比琴儿矮半头。成亲时琴儿就很不愿意，但琴儿妈哭着给琴儿“下了几天话”，说来说去，要琴儿为哥哥着想，为父母着想，自己就认个“低”。想到哥哥已经是三十岁的男人了，还是光棍一条，父母也操心得整夜睡不着觉，琴儿就同意了。结婚后，琴儿的哥哥那边情况良好，琴儿和丈夫则天天打架。主要是，琴儿不把丈夫放在眼里，而丈夫总是抱着一个信念：揉软的面条打乖的婆娘，试图把琴儿打服，琴儿忍了一年，忍到丈夫的妹妹为哥哥生了个儿子，这才跑掉了。
琴儿的父母一开始并不知道琴儿跑哪儿了，琴儿完全失踪了，没有任何信息。家里，琴儿妈气得病倒了，琴儿爸也羞得不敢出门。因为是“换亲”，女儿跑掉了，儿媳妇尽管刚生了孩子，也常喊着要报复、要跑。琴儿爸和琴儿妈就四处打听琴儿的去向，终于从琴儿的一个同学处获得消息：琴儿在兰州某处打工。
琴儿的父亲和丈夫一同去找。
几天后，琴儿跟着父亲和丈夫回来了。
琴儿说她在兰州某服装厂打工。
人们的猜测却完全相反。也许人们只是习惯于往坏处想。据说有谁见过，琴儿的箱子里，有一大堆香水瓶子和口红瓶子。漂亮衣服一件一件的。琴儿的身影时儿出现在官道里、出现在巷口，拉着驴、背着柴、担着水，和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一样。但是，我看见她总是趿着一双红拖鞋，哪怕是背着柴的时候。头发总是有种湿湿的感觉，松松地绑在脑后。她盯着人看的瞬间目光是胆大的，也是怪异的。
有一次，我们听见我家堂屋后面的巷道里有牲口狂奔的声音，显然是驴在狂奔，驴身材小，驴蹄子击打地面的声音清脆却不猛烈，而且杂乱、细碎，没有节奏。在不远处的巷道口上，驴无处可去了。这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接着是尖锐的咒骂：日你妈，你再跑。棍子狠狠落在驴身上的声音，持续了数十下。我禁不住笑了，因为，我听出了这女人的声音，是那刚被男人找回来的颠山婆娘琴儿。
“日你妈，你再跑！”她反复打驴，并骂。
棍子抽在驴身上的声音，令四壁微颤不已。
我立即坚信，她丈夫也是这样骂她和打她的。
再说那福女，现在已经有五十岁了，在海棠生活已近三十年了，和拾锁大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快三十了还没娶上媳妇，一个早夭。
先前，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了她。
她是我的堂嫂，因而也穿着孝服，和我们一同哭祭：父亲。但是，她哭得相当“出格”。声音和哀容常常有胜于我们，有时是在号啕大哭，有时甚至会哭晕了过去。我注意到，悲切的唢呐声一响，她便会变得无法自控，哭过若干声之后，便会自动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她既然是父亲的侄媳妇，就应该哭得节制一些，对她来说，这不过是尽尽礼数而已。起码不能喧宾夺主。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们这些父亲的亲生子女都哭不动了，有些时候只是为了丧仪的需要哭哭而已，而福女堂嫂则不然，始终都哭得那么动情。最后两天突然不见福女堂嫂的踪影了，事后我才知道，是被告知不要来了。
我也进一步知道，福女堂嫂颠山以前的那个儿子？比我父亲早一个月突然病故了，而消息则是我父亲去世前的两三天才传过来的。
灰 尘
现在所说的官道，只是路的意思，与“官”联系不多。除了小路、窄巷，稍有些规模的路就是官道。而且，似乎专指村子里面的“这一段”。大路伸得再远些，离开村子后，仍旧是路，就不再是官道了。因而，在村子里，官道除了路的意思，还有公共场所的意思，和另外一些地方——麦场、戏园子、球场等相当。
事实上“官道”是一个古语，“官”就是官家，大约是官家修的路，与今天的国道相似吧。我家门前的这条官道，资料上说，是条古道，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据说张骞出使西域就途经此处。还说，这条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条近路，自长安始，经宝鸡、秦州，由此西去，过陇西、兰州，穿越河西走廊，就到了西域。
因为门前的这条古道，村子里就始终有一股子活水流出流进。据说，海棠的规模解放初期就和眼下相当。因为海棠的人口总在适度地“外流”中。由官道西去，可以到兰州、新疆、内蒙古；由官道东去，多数则走了“蜀道”，下了广元、成都、重庆。步行到兰州只需三五天，上兰州的人，一般是打短工的，磨烟丝的、挑水的、烧火的，诸如此类，挣些钱就回来了。走新疆的，常常是动身前就下了与故土和亲人永诀的决心，出门之后往往音讯全无，有的死在中途，幸运者历经一年半载才到新疆，到了之后决不敢再动回家的念头。所以，如果不遇无法克服的大饥荒，若非身临绝境，通常是不会选择“走口外”的。蜀道虽难，海棠人却不怕。海棠人出门，蜀道竟是首选。第一站是秦州，然后翻秦岭过广元，就“入川”了。走的正是李白、杜甫们走过的路。杜甫入川前就在秦州修整了三个月，共写了117首诗，其中就有《秦州杂诗二十首》等。这样一个大诗人一路上维持生计的办法竟与目不识丁的海棠人完全相同：贩卖药材。我的先祖们入川时，毫无例外，每人挑着一担药材，干草、麻黄、车前子、当归之类。除了担子，手上还提着一根刚刚高过自己头顶的木棍，木棍的顶端安着一个“虎口”，走累了，需要换肩膀时，就支起木棍，将担子一头着地，一头扬起，搁在“虎口”上，稍事休息，换个肩膀再挑。这样，首先不用每次休息都要从地上把担子挑起来，更重要的是，在不打算坐下来休息、只想换换肩膀时，不损及脖子。到了成都、重庆，卖掉药材，回来的时候，担子里面往往是瓷器之类的稀罕物了。
我家院门直接面向官道，一出门再跨一两步就在官道中央了。再跨上一两步，就是邻居家堂屋的后墙了。某一年，我回家后发现，官道被拓宽且取直，铺上了石子，我家院门缩后两米，成了新的模样，靠路的一间房子也剩下半间了。
官道是沾了海棠人陈长有的光才被扩修的。当时陈长有是县交通局局长。百分之九十五的海棠人是一祖之后，祖先名陈宽，大家一概称之为“宽爷”。我父亲的辈分是村里最高的，是陈宽的第十四世孙。身为交通局局长的长有，却是村里辈分最小的，是陈宽的第十七世孙。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叫他长有，尽管他是大局长。谁让他是宽爷的第十七世孙呢？而更多的人是宽爷的第十四世、第十五世、第十六世孙呢？在村里，人们念叨起他来，无论男女老少，一概家常便饭地称他为“长有”，毫不拗口，脱口即出，咬字舒缓、轻柔、委婉，既有家长般的习常和随意，又暗藏几丝奴颜媚骨。
有事到了交通局，很多人仍不改口，直冲冲地对门房说：“我找长有。”有些人其实是想改口叫陈局长的，却死活扳不过来。乡里人是最不会使唤自己舌头的，叫个“陈局长”按理说是没多难的，就是叫不出口，好像舌头不是在圆润的口腔里，而是在一个四方形的没有多余面积的盒子里，很难侧身。有些人压根没想改口，叫起长有来气贯山河的，带着几分骄横气味，以此来显示自己是“有辈分、有来头的”。
那时的长有，真是仁至义尽。
乡亲们任何时候去，只要他有空，就会笑脸相迎，该叫什么就叫什么，最不济也要给个“他爸”、“他爷”、“他太爷”这样的称呼——“他”是谁？是长有自己的两个儿子。不便直接称呼的时候，就这样绕个弯，倒也很顺耳。
哪怕是在办公室，长有也会拧开一瓶酒，斟两盅给你。最多三盅。等你扬起头喝罢，还来不及抹嘴，他就立即收起酒盅酒瓶，略显歉意地对你说：“有空咱们去家里再喝。”然后再悄声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