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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两年，刘进元老师的“右派”问题虽然尚未得到纠正，但在社会上的处境已改善许多。他眼瞅着为人正派、肯刻苦学习又有志气的陈文增整天破衣烂衫地下地干活儿，心中不忍，又很不平。作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他对陈文增没有寄予太高的希望，没有期盼陈文增能取得什么成就，他只是想帮陈文增摆脱困境，活得稍好一些。
他拿了两幅陈文增的毛笔字，骑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六十多里，到了曲阳县文化馆。
馆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向馆长介绍了陈文增的为人，然后请求馆长帮助。他说，今后文化馆有写墨笔字的工作，让他来试试。一、不要钱。二、不让你管饭。三、这小伙子不会给你惹麻烦。白干，不图别的，看能不能碰上个机会，从村里出来。
馆长也是热心人，当即向刘老师表示，把字放我这儿，有机会我一定推荐。一个农村青年，柳体写得这么有功力，真是难得！放心吧。
刘老师回去不久，设在曲阳县的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的厂长刘玉山前来文化馆求助。他们厂接了一批定货，客户要求在瓷器上烧字，而且，字一定要写得好。厂里没有人练过书法，刘玉山只好来请文化馆推荐民间书法家。
馆长把陈文增的两幅字在办公桌上慢慢展开，问，你看怎么样？
刘玉山高兴地说，行行！这批活儿上的宇，要都能写成这样，客户就没的说了。
馆长把螺丝又拧紧一扣，现在，能把柳体字写成这样的人，你去找吧，打着灯笼找——看能找到几个。
刘玉山更加高兴，当即拍板，这个人，我要了！
得到刘进元老师的通知，陈文增没有喜极而泣，只是觉得振奋！自己的工夫没有白下。天道酬勤——这辈子都要记住！
他也很为自己感动——这些年练字容易吗？其他不说，只说写字需要的纸，就难住他了。姐夫卖掉自留地里的青菜，给他送些纸；婶子给他几块钱，他买些纸；更多的是堂兄弟堂姐妹们利用各种机会给他收集的旧报纸、“文革”中的传单等等。他什么纸都用过，包括坟地里散落的纸钱。每张纸他都充分利用——先写铅笔字，再写钢笔字（难怪后来他获得全国硬笔书法一等奖）；写满了，改用淡墨写大字，空隙处写小字，最后才用重墨书写。每写完一张纸，他都卷成一个直筒，搁在一间空屋子里，多年下来，堆满了整整一屋子。还有没纸的时候呢，那墙上、地下就是他抒发情怀的地方了。
姐夫送来了和姐姐结婚时的被褥——他的被子只是一团烂棉絮，实在无法见人——又留下几块钱，就这样，他进县城上工了。
厂里招了十二个写字的人，等一个多月后，这批活儿做完，只把他留下了——当临时工。
他被分配到定瓷试制组。
他不明白，厂子就叫定瓷厂，为何厂里还设置定瓷试制组？
原来，20世纪70年代初曾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日本侵华时曾随军在曲阳一带驻扎，对当地鼎鼎大名的定瓷印象极深。1972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向周恩来总理问起目前定瓷的烧制状况。其时，曲阳烧制定瓷的诸多窑口，均已在八百多年前宋金的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并从此失传。在周总理的关照下，1974年保定地区在曲阳建立工艺美术定瓷厂，号称“定瓷厂”，其实只是个科研项目。
定瓷，烧制基地在曲阳县，因古代其属定州辖区，故称定瓷。在宋代，定瓷为宫廷御用之物，特别是盘子和碗，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后来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珍贵。
定窑湮没了，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也随同历史的烟尘荡然无存。不知道那些八百多年前无名的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更不知道它们的配方，甚至有些精美花纹是怎样划上去的，都无从索解。定瓷试制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千古之谜，烧制出名副其实的定瓷。
陈文增大为兴奋！对他说来，定瓷并非陌生之物。甚至可以说，他童年的一些美好时光，就是和定瓷有关的。在北镇周围，有不少遍布定瓷瓷片的小山头，最近的一座，只需膛过村边一条小河就是了。在茂盛的荒草中，散落着一堆一堆的白花花的瓷片，他和小伙伴们专拣那些大片的有花纹的，在河水里洗干净，装在口袋里，走起路来哗啷啷响。他喜欢瓷片白中透黄、白中透青的颜色，喜欢触摸瓷片时手上那滑润的感觉，更喜欢瓷片上的花纹。他那颇有工艺美术天分的小脑袋瓜儿，也曾闪过要刻出这样花纹的念头。万没想到，如今他已厕身试制定瓷的小组中，这是缘分。他这么多年写字练画儿，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里，都能学以致用，他觉得幸运。
刘玉山厂长知道他除了字写得好，还擅长画画儿，所以让他和和焕一起搞造型和装饰。和焕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姑娘，比他早进厂两年，一直在试制组。在瓷胎上刻花的第一课，就是和焕给他上的。他只看一次，就学会了。在老家，他曾刻过梨木印版，印出花纸，给结婚的人家糊彩色顶棚；他也刻过图章，而且不用写字，可以直接把名字刻出来。比起梨木和印章料，半湿不干的泥胎就好刻多了。没几个月，他已能奏刀如飞，一气呵成，而且刻出的纹饰都颇有韵味了。
那时，他们烧制的瓷器，都是他和和焕去各地博物馆临摹的定窑真器的仿制品，虽然在瓷胎上刻划各种纹饰他们已非常熟练，但总有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无论他们怎样用心，也刻不出那样的效果，那样的味道。经过多次失败后，他大胆地设想，不是我们的技艺不行，是刀具不行——那两根或三根在一起的线条，是一刀刻下去的。和焕觉得他说得有理。他很快就自制了一把双线刻刀，果然，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突破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
多年之后，和焕说，他爱琢磨，别人下班后，就不再想工作了，他不，他总在想。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做好。他真的爱琢磨。在试制组跟着大家干了一阵子，他想，定瓷这么大名气，作品那么漂亮，可定瓷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是怎么来的？组里没
人能说得清。他很怀疑，就这样糊里糊涂，忙忙碌碌，能见到成果吗？
省二轻局的谷守刚和李希元老师常来他们厂和他们一起工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周淑兰老师也很关心他们的进展。他向他们请教，他们说，到目前为止，在任何古籍中，都没发现有关定瓷用料、配方及工艺的记载。你们干的是无中生有的事，难，就难在这儿！
他想，难，没什么。得先学些东西，能像老师们那样有学问，就好办了。
他找来《中国陶瓷史》，找来一摞有关陶瓷的杂志，像以前他学写字、学画门帘、学刻印版一样，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从此，他像乘上一艘帆船，被春风吹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行程。他吸吮着，实践着，发现着，怀疑着，否定着，总结着，待他四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定瓷研究》问世时，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
眼下他挣工资了，他想母亲一辈子没享过福，该让老人家享受享受了。他买了两听糖水蜜桃罐头，让父亲母亲吃。两个礼拜后回家，罐头仍然放在柜子上，他知道，他们舍不得吃。他打开一听，给父亲倒了一半儿，端着剩余的半罐，用筷子夹着，一块块送到母亲嘴里。母亲嚼着，泪水慢慢淌下来。他也哭了。他觉得幸福——能给母亲买罐头了，能孝敬母亲了！
1979年秋天，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犯了，还全身浮肿。星期六下班，他赶回家。母亲受苦惯了，什么病痛都能忍着，说，没事。别惦记我。他本想留在家里多伺候母亲两天，可为了请北京的专家作鉴定，他们正在赶做新制品。星期一早晨，母亲说，你是公家人，别让人说闲话，上班去吧！父亲也说，没事，我照看着。他走后第三天，母亲去世了。
自姐姐出嫁后，他和父母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中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突然病故，他悲痛之余不能原谅自己——他没伺候母亲一天！
本就病病殃殃的父亲，经过这次打击，越发羸弱。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