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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问我，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竟然甘当私营企业的特快专递机构，这是为什么。我无言以对，答案其实显而易见—美国驻全球各国大使馆的首要使命就在于为公司帝国服务。我们也很好奇，那个高管为什么把这种消息透露给我们，这似乎违反常情。“他看上去以此为荣。”威尼佛雷德说，“财务观念真的很差。”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松戈河项目简报。在我看来，这才是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核心业务，拉丁美洲电力工业高管无人不知。这个项目有一系列电力发电选址，起始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沿一个很深的峡谷一路向下，进入热带山谷—充分利用能源又维持生态平衡的经典模式。有几个工程师自信地告诉我，路途固然会让人精疲力竭，但考虑到这是亲自去现场考察，因此完全值得。其中一个难过地摇摇头。“再也不会上这种项目了。”他哀叹道，“我们都爱松戈，因为这个项目有力地证明了，水利开发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完美。然而，现代的贷款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它们绝不会在这种匠心独运的小型项目中投钱。如果换成它们做，它们会坚持要求我们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淹没整个山谷。
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总裁和妻子提议，带我们去松戈河。未及破晓，他们便派出一辆四轮驱动的旅行车，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接我们。我们驶出城外，向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进发。这块贫瘠的高原上覆盖一层薄雪，看上去很像北极区的苔原。突然，破晓的阳光照射过来，我们看见红彤彤的太阳从连绵不断的科迪勒拉山脉背后探出来头来，十分壮观。这座被喻为“美洲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上，屹然矗立着22座覆盖冰川的高峰，海拔至少19 000英尺（约合5？791米）。
几个小时后，在我们就要通过海拔约为17 000英尺（约5 182米）的高山隘口时，杰西卡第一次有机会一睹冰川的风采。羊驼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处走动，在它们身后就是蔚为壮观的冰层。我们停下车。杰西卡跑过公路，想近距离欣赏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变得乌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剧烈呕吐起来。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连拉带推把她弄进车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区。
冰川融化的水汇集注入松戈河，横贯松戈河的是一个小型水坝，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中的水沿着深山开凿的运河，经过地道，进入水闸，最后注入发电站发电。这种流程被重复了多次，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发电潜能，二来可以维持自然景观的原样，堪称独具匠心的天才设计。峡谷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蜿蜒的峡谷前进，这时杰西卡已经完全恢复，她发出了一句感叹，引起了我的共鸣。“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说，“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雅致的小别墅旁停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长职务，这将成为我们私人的避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从拉巴斯，再到那个高山隘口，我们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气。而现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约合2 438米）的地方，我们精神为之大振。我们攀上一处紧靠瀑布的悬崖。透过葱翠的枝叶，看见太阳正向那条狭长峡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们爬下悬崖，返回原地。别墅管家为我们端上了刚烘烤好的点心，味道很鲜美。
那晚，杰西卡睡觉后，我们四个大人一边喝鸡尾酒，一边聊了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妻子，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现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来接替董事长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美国。他们不时向我兜售在这里工作的好处，和我以前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将入住豪华别墅，有专用司机带领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装警卫随时保护，有私人厨师、女佣和园丁精心侍候，将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维亚独裁者的大量报销费用。他们指出，我将成为玻利维亚仅次于该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只要发生任何政变，我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是我控制电力—不论是连入总统宫殿还是军事基地的电路。就连美国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们的支持计划。
我们躺在床上时，威尼佛雷德对我们参观的电力项目赞不绝口。“能与之媲美的项目，我还从没有见过。”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起点，推动拉丁美洲的电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队缴费，让广大农村地区也能用上便宜的电力，发展更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项目，而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公司致力于维护环境生态系统。”
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在我们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维亚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师也讨论过好几次。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为军事独裁者所统治，对公司帝国势力总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们对我表示怀疑，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鲁籍工程师，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的说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卢卡帝亚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钞票。”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愤怒。拉丁美洲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象征。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埃斯登索罗执政的玻利维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罗尔多斯领导的厄瓜多尔、托里霍斯领导的巴拿马，还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自然资源富饶，我们的公司就馋涎欲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国家资源造福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然而，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死于暗杀，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我曾为美国政府担任了10年的经济杀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过去了。然而，那种罪恶感依然驱之不散，愤怒也如影随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国并满足自己贪婪私欲的过程中，我徘徊过，但最终还是远离了从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勾当让我狂怒不已，同时，一想到我现在试图改变公司（如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遭遇阻力，就更让我满腔怒火。不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尝试改变。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卢卡帝亚负责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诉他，我会考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让我改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将其打造成倡导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诉他，松戈河电力项目令我大开眼界，而且，该公司的定位与众不同，可谓是变革的代言人，因为该公司有机会为西半球最贫穷的部分居民提供电力。
电话那端停顿良久。他告诉我，他会与伊恩·卡明谈谈。“不过，”他说，“不要过多指望。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要为股东负责，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责任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接着又停顿片刻，“你愿意重新考虑吗？”
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绝不。”
自此过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我。
对于外国机构对玻利维亚的盘剥，以及我担任经济杀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维亚与之狼狈为奸的所作所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愤慨、越沮丧。我想过飞回拉巴斯或哥伦比亚，或其他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加入他们的抵抗运动阵线。因为我想到，托马斯·潘恩就会这么干。接着我又意识到，他不会拿枪去抵抗，更确切地说，他会拿起手中的笔。现在，我问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当时，我与一家在危地马拉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外出考察。与一位玛雅长者谈话之后，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尔舒阿尔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过。现在我能理解，当时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样充任经济杀手的同仁，一方面负罪感又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我又想将我所犯过的错误公之于众，但却又沉迷于这种遍及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拜金主义。这一切让我困惑无比，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