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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说，“要特别留意我们将前往的地方，留意应该何时行动。不过，我们还会去印度尼西亚。我们将完成纪录片，让世人都能看到。”
当我读到关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及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报道时，当我听到吉姆、莱斯利和乔尔的恐怖经历时，不禁开始再次反思我作为经济杀手执行任务的后果；同时，我也想到了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购买剥夺他国资源生产产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发生，同时也构成了美帝国秘史。
2004年6月22日，我们前往尼泊尔。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行员降低机头，飞机几乎贴着珠穆朗玛峰掠过，就在此时，我看到，两块巨大的冰川岭脊之间，飞机卷起的雪花呈漏斗状，不停地打转，就像龙卷风，甚为可观。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王国，因地处中印两国边境而备显渺小。尼泊尔国土的水资源丰富，水力发电潜能无限。
对我们旅游团队而言，我们将短暂停留该国，算是作为返回发达世界的过渡。在我们的巴士快速通过加德满都的大街时，希娜向我们宣布，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晚，她给我们预定了当地顶级、世界一流的豪华酒店—杜瓦里卡酒店，算是给我们的意外礼物。车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杜瓦里卡酒店没有让我们失望。雅致，富丽堂皇，别具一格，和吉卜林笔下的风情是那么吻合。不过，我同样能感受到，这个酒店也是反映帝国殖民行径的象征性遗留建筑，我不禁想到，在我担任经济杀手前往他国执行任务时，入住的也是同类酒店。
我们团队中多数人，都抓住最后的机会，去附近导游认为安全的市场购物。我留在酒店，坐在我的房间内，把一些想法记在掌上电脑中，然后下楼朝枝叶茂盛的花园走去。这个花园一片苍翠，百花争妍，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不错，和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的庭院是那么相似。此时，我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神奇。同时，又想起了那个艺妓，那个我误以为是石油高管之妻的女人。我找了一个靠背铁椅坐下来，又想了那个晚上。因为那个女人突然消失，我沮丧之极，于是沿着雅加达那个人行天桥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意外地在餐厅碰到了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她们所说的话对我影响至深，随后的这些年来，我一刻也没能忘记：
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展开，巨大的赌注也压在了这次争夺中。为了控制石油，他们甘愿冒任何风险，难道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奇怪吗？他们不惜玩弄欺诈手段，巧取豪夺。他们建造战舰，制造导弹，将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送上石油争夺第一线，不管他们的死活。
此后接近1/4个世纪的现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而如今在伊拉克，我们打的是一场新的战争。为了同一个原因—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无数人为此失去生命，而帝王—公司帝国—更加富有。对此，大多数美国人毫无察觉。
在我看来，帝国扩张势力惯常应用这种新手段的主要区域，就是亚洲。传统的老方法没能帮我们在越南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我们采用的新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却卓有成效，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无不如此。然而，即便现在所倡导的政策似乎遭遇流产，但是跨国企业老板的收获仍然丰裕；亚洲金融危机让众多人民的生活更为艰难，导致无数人死亡，到头来，公司帝国赚钱无数，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和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台的政策所扼杀，因此，公司帝国最终得以掌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众多其他国家政府。尽管从军事角度来说，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失败，但美国公司却为此出售了更多的武器，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得以利用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些都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设计了更多的“创新”模式，继续利用血汗工厂和外包模式牟取暴利。
2006年9月18日，也就是世界银行在新加坡召开重要会议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遍文章，大字头版，格外醒目—《援助邻国，中国角逐西方》。《纽约时报》记者简·珀莱兹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中国，“正不动声色地对其在亚洲展开的援助项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援引了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菲律宾的实例指出：“较之西方附加烦琐、复杂条件的贷款，中国的贷款通常更具吸引力。”珀莱兹为此列出了大量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时，并没有附加环保、社会标准条件，也没有将对腐败进行处罚列为条件。这篇文章重点聚焦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史无前例地给经济杀手提供了各种便利，他们因此能得心应手地将如此多国家的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珀莱兹女士评论道：“中国几乎从不要求借款国支付高额咨询顾问费用，也不要求它们接受其他额外条款，而世界银行项目则常常如此。”
本书所探讨的地区中，在我们多数美国人看来，来自亚洲的威胁相对较小，也更容易掌控。对于我们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情形，留给我们脑海的印记可谓根深蒂固。诚然，这些战争并没有以美国的胜出而告终，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却因而能继续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价值观不受外界影响，而且，这些战争直接刺激了美国经济，力度之大，难以估量。我们对日本的工艺水平和创新能力赞不绝口，因此，我们不由自主地购买日本生产的轿车、电视和计算机。我们的仓库堆满了众多亚洲国家生产的商品。如果我们拨打免费服务电话，那么可能就会和远在亚洲的接线员说上话。即便谈论军事威胁似乎也已过时，不合时宜，那只算做一种慰藉，但感觉也很怪，因为这种论调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曾经打赢的那场冷战。或许，我们惧怕的是原子弹，不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应对了核武器压力—当然，自杀袭击人体炸弹要除外。
拉丁美洲的情形则不同。我们认为已经驯服了阿兰德、诺列加和桑地诺解放阵线，可以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我们认为卡斯特罗时代必将终结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场革命正悄悄席卷整个拉丁美洲。这些斗争矛头正指向美国。拉丁美洲的同胞正在挑战美帝国的权威。随着反抗的逐步展开，他们也向世人揭露了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史。
当我反复思考这两个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给我们的启发时，我想起了“牧民杀手”，这种称呼和一个危地马拉实业家的用词是如此吻合。就是那个危地马拉人，曾得意扬扬地将他的—也保护过我的—贴身保镖吹捧为“玛雅杀手”。
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三个人。与我和佩佩·加拉米（非真名）不同，他们三个人穿的并非正装，他们穿着随便—休闲裤，运动衫（有一个人穿的是皮夹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们的衣服，而是枪—他们三个人都随身携带AK…47式冲锋枪。
“很遗憾，在当今的危地马拉，必须这样。”佩佩·加拉米解释说，他领我朝那个电梯走去，“至少对于像我们这些美国朋友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民主制度的朋友来说，必须如此。我们需要玛雅杀手。”
我前天搭机从迈阿密到达危地马拉城，入住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这次过来，是斯通–韦伯斯特公司让我协助他们处理业务的少有几次中的一次，无非是让我克制写作经济杀手一书的冲动。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和佩佩·加拉米勒签署了协议，同意帮佩佩的公司在危地马拉开发私营电厂。自从西班牙征服该国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家族便一直是控制该国政权的少有的富得流油的集团之一，而佩佩正是该家族中最具权势的一员。佩佩家族拥有工业园区、办公大楼、大量房产，还有面积巨大的农业种植园（向美国出口农产品）。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角度来看，佩佩家族在危地马拉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一次来危地马拉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是经济杀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