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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那么多造反派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次搬运劳动。只在搬完的那一天，来了一个小头头，想与码头上的工人造反派作一个交代。
码头上走来一个扣着“212总司”袖章的中年工人，膀大腰粗，叼着香烟，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工人。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迎上前去，说明自己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伸出手去想与那个中年工人握手。但中年工人没有伸手，只是四周一看，说：“搬完了？我们下午就会查一查有没有人搞破坏，你们走吧。”
当时我就强烈预感到，上海这座城市如果一直由“工总司”掌权，全部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定会落在知识分子头上，而学校里的造反派头头，至多做做工头罢了。
五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使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212总司”勉强挂上了钩。这个钩，“工总司”方面毫不在意，而对学校的“狂妄派”而言，则是命之所系、魂之所寄。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进来一批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大跃进”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海市委领导推崇。但他们进了作家协会之后与真正的作家一比，处处自惭形秽，却又立即把这种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阶级作家老爷”的压。
其实当时真正受压的，恰恰是那些真正的作家，尤其是像巴金这样的老作家，几年来一直在承受着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旁敲侧击的批判。这种状态发展到“文革”便产生爆发性激化，巴金和其他作家被打倒，作家协会被砸烂，工人作家不仅扬眉吐气，而且要执掌作家协会大权了。
这事在“212总司”的头头们看来是小事一桩，他们也看不大起那几个工人作家。但后来一想，天天说“文化大革命”，毕竟还要沾点“文化”的边，也就同意那几个工人作家去占领作家协会。这种占领在当时如人无人之境，但要在占领之后把运动进一步搞起来却需要有更多的力量，因此就想起请高校里的造反派帮忙。上海高校中离作家协会最近的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于是学院的“狂妄派”看到，“工总司”的手指向自己晃了一晃。
上海作家协会在巨鹿路，一条嵌在市中心的小路，离热闹的淮海路、陕西路不远，却是梧桐洋房，一片安静。工人作家最受不住的就是这种安静，他们更自在的基地是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工人文化宫。那里也是老上海的一个繁华去处，房多楼高，颇见气势。由此可见，上海的工人作家并不土，他们甚至比很多书生作家更具有都市气息，不同的只是品味和心境。
六
我们学院的“狂妄派”看到终于可以与工人造反派站在一起了，欣喜莫名。他们悄悄地告诉〃212总司”和工人作家：“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就在我们学校，有好戏看了！”
可惜事与愿违，不仅李小林没有演出“大义灭亲”的戏文，而且我们全班同学都讲情义，为了巴金，我们同学的爸爸，大家谁也不去参加对作家协会的“占领”。照理作家协会的事交给我们戏剧文学系的同学最合适，这下只能交给舞台美术系中比较爱好文学的同学了。
爱好文学，并不等于能保护文学。事实上，世间很多最严重的破坏，往往出于爱好者之手。这个经验，我从“文革”中初次感受，又在以后几十年间反复证实。
放火烧书的，主要不是不读书的人；很多剧团动手打那些年轻女演员的，常常是暗恋她们的人；用最毒辣的句子批判某位作家的，至少有一半是这位作家的崇拜者和追随者。我觉得，这些烧书者、打人者、批判者在追慕和损害之间的行为颠覆，是自己内心这一半和那一牛之间的精神挣扎，是又爱又恨的两难心理的恶性进发。要不然，你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面对文质彬彬的对象下手如此之狠，出口如此之毒。因为按照常理，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只是冷漠和疏远罢了，何必如此血脉贲张。我想，这应该成为“破坏心理学”里的重要研究课题。“文革”让我发现这个规律真是一件好事，现在我只要见到报刊间特别义愤填膺却又不知所云的批判文章，总会对被批判者开玩笑：“又是一个你的暗恋者和追慕者在发作了！”
我们学院舞台美术系“狂妄派”里的那些文学爱好者，平素一听那些作家的名字就兴奋不已，这次跟随工人作家前去进驻，一定也会有大量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想象的举动。
我从此在校园里见到李小林时，会迅速地关注一下她的神色，猜度她父亲、母亲这两天的遭遇。
一天，舞台美术系一个姓袁的造反派学生手握一条皮带，把我们戏剧文学系的三个“被打倒”老师叫在一起，说要开一个小型批斗会。三个老师，一个是原系总支书记江俊峰老师，一个是原副系主任魏照风副教授，一个是曾经直接辅导我的剧作家陈耘老师。同时，又要我们几个“没有转变立场”的学生和老师站在一旁“触及灵魂”。
这个姓袁的造反派小个子，小眼睛，圆脸，满脸油光，戴着一副塑料眼镜，眼镜架可能断了，贴着一片黑腻腻的布胶，说话声音很尖。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年教师直到今天还会记得这个人。他先举起皮带在一张课桌上抽了两下，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然后笑了，说：“今天，算是把上海戏剧学院水平最高的黑笔杆子全都集，卜在一起了。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狂妄大队会同工总司，把上海作家协会都占领了，一个个有名的作家，在我们革命铁拳的威力下不得不天天忏悔，我们难道还怕你们吗？”
他这番话故意动用了“忏悔”一词，表明他已经占领了作家协会，用词不同于一般造反派了。但是一开始我们谁也没有听懂，因为他念的是“千悔”，而且是上海口音。
“千悔，懂不懂？江俊峰，你说！”
江俊峰老师是山东人，摇头表示听不懂。
“魏照风，你是反动学术权威，难道也不懂千悔？
魏照风老师是福建人，也听不懂。
“陈耘，你呢？”
陈耘老师在上海住的时间长，想了想，反问：“你说的是忏悔吧？竖心边的那个字？” 。姓袁的造反派恼羞成怒，又举起皮带在课桌上抽了一下，大声地对陈耘老师说：“你还装腔？你还嚣张？这个字本来就有多种读音，作家协会的作家都说千悔，偏偏你读得不一样！你比作家还高明？”
“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我说。
“这我管不了那么多，”姓袁的造反派说，“我只问一句，你们要不要也天天千悔？”他依然读“千悔”。
“这很难做到，”魏照风先生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作千悔。”魏先生不小心也顺着他读成了千悔，笑出了声，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严肃一点！”姓袁的造反派呵斥了一声，又恶狠狠地说：“我现在就去报告头头，定个规矩，非叫你们天天千悔不可！”
说完，他真的走了。
造反派头头似乎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提议，“千悔”的事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我们给姓袁的造反派起了一个绰号，叫袁千悔，听起来很像日本女人。
七
“狂妄派”想借“工总司”之势，夺作家协会之权，没想到，“工总司”是何等气吞山河，只轻轻回手，便把自己追随者的命根子也夺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上海戏剧学院。
工宣队进驻各大学，倒是中央的整体决策，这意味着，学生造反派已正式从“文革”的主流地位中退出。不仅是高校，当时所有的研究所、编辑部、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等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宣队领导。
与红卫兵造反队相比，工宣队结构庞大、系统严密、上下贯通，更接近于一种有效的政治形态。各个高校和文化单位逐一重建领导机构时，“红卫兵”造反队早就被排除在外，甚至早已成为被审查者，领导机构的操纵者必是工宣队。因此，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文革”权力系统，只不过在“四人帮”倒台后谁
也没有研究，甚至，连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也很少提到。
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例如上海文化系统十年间血泪斑斑，十有八九应由当时掌握实权的工宣队负责，但据我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