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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两口地里活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梁某每天回到家里都不怎么过问孙女的事情，一开始丈夫也不怎么过问。但到了2004年夏天，丈夫就突然变得殷勤起来，经常对孙女嘘寒问暖。孙女趴在桌子上看书，他会主动给孙女倒水；孙女吃饭，他会主动帮孙女盛饭；孙女洗脚，他会主动帮忙倒水。有时还站在身后，看孙女洗碗，再把水倒掉。半夜的时候还经常到孙女的房间里，看孙女是不是踢翻了被子。
梁某说在那之前的10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都已经没有男女行为。没料到丈夫还是“活”的。再说，他是孙女的爷爷，谁会往这方面想？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梁某告诉我们，那是2004年7月的某天，丈夫一个人在外干活，下了场大雨，他也没回来。梁某以为丈夫会找地方避雨，但是雨下了正紧的时候，丈夫从外面回来了。丈夫说，赶着雨他把剩余的活计干完了。梁某听了满心感动，可是没想到他是蓄意淋雨。孙女看见浑身湿透的爷爷，立刻给爷爷拿干毛巾，倒热水。爷爷看着孙女高兴得很。
淋了雨的丈夫，当天就发高烧，梁某要他看大夫，他执意不肯，说睡一觉，出点汗就没事情了。可是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丈夫病得更重。梁某又要出去干活了，于是就让小艳照顾卧床不起的爷爷。
梁某说到这里变得很激动，她说：“就在那天，这老畜牲就糟蹋了孙女。”
干活回家的梁某，看到孙女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也不和她说话，心里有点怪异，还以为她是劳累所致。梁某也没多想，反而见到丈夫时，丈夫显得很平静，病也似乎全好了。梁某没往心里去，立即做饭做菜，一点没有觉察有什么异常。
后来，没多久，丈夫又故技重施，再次强暴了孙女。
我们问：“您一直都没有发现？”
梁某说：“我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往这里想，那是畜牲都不会干的事，我哪里想得到？孙女又不说，要不是被发现怀孕了，我死了都不会知道的。”
但是，梁某和我们讲述这“丑事”时，强调“那畜牲”只是诱*
，孙女没有反抗，因为孙女根本就不懂。丈夫在作恶的时候也骗孙女“这是正常的事情”。
事件被揭发后，儿子、儿媳两个从广州回来。孙女哭着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实话，说爷爷每次都是强暴她，她不从，就拿刀子威胁她。儿媳泪流满面，儿子则把父亲暴打一顿。而梁某则要寻死觅活，喝了农药又被救回来。因为是自己老子犯错，又是家丑，儿子没有把事情闹大，而是让年迈的父亲跟着自己到广州打工，让他远离小艳，同时赚钱给小艳。
梁某说，当时儿子的口气很吓人，说他父亲：“本来要让公安把你关在牢子里的，你老不死的丢人现眼，我们还跟着你让人瞧不起！你这辈子都要给她打工，不要回家了。要死，就死在外面。”
现在的小艳仍旧跟着奶奶一个人住，她的父母并没因为强*
事件而留下来陪她。梁某说：“不是不想呆在家里，那是他们觉得丢人，不想在家里听人闲话。”我们有些震惊：大人们要“面子”远离故土，远离这块是非之地。可是，作父母的是否想过，小孩也有自己的“面子”吗？作为处于成长期的留守儿童，他们每天生活在一个伤心之地、噩梦之地，独自一人去承担不堪承受的生命之重，他们的心灵该会有着怎样的创伤和扭曲？
据梁某说，事件被揭发以后，小艳整个人也变了，再没去过学校。起初是沉默寡言，三天难得说一句话。后来被人带出去玩。老人当时觉得小艳心里痛苦、压抑、难受，鼓励与一伙来历不明的人玩。哪知道这一玩，就变野了，收不了心。奶奶的话她根本不听。现在的小艳很放纵自己，天天和外面的一帮不良男女混在一起，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
奶奶心痛不已地说：“她在作贱自己，基本上白天看不到人，晚上也很少回家。我老了，还活得几天？有时恨不得早点死掉……”说到这里，老泪纵横。
真是作孽啊！
我们本来想见见小艳，开导开导，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到。奶奶停了一会儿，告诉我们：早晨有两个男孩子开着摩托车把她带走了，估计要到半夜才会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小艳再也不是从前的小艳，先前那个单纯活泼、善良可爱的小艳“死了”！
“死了”小艳变成了另一个让人担心、甚至害怕的小艳。
当她小艳是一个小姑娘时，祖父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当她成为畸形的女人时，连自己的父母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成一个外来的“女人”。这种双重的“外来性”让弱者的她如何承受？她承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扭曲。她被别人扭曲后，终有一天，她也会扭曲别人。这是恶性循环，这就是刺进肌肉里的毒刺啊！
非父母留守家庭的“外来性”是复杂的，深刻的，也是善变的。我们从分析这类农村家庭平衡结构的重建可以看出来。对于非父母监护人（外）祖父、姑妈、姨妈等等的家庭，其家庭平衡的重建是被动性的重建，这个重建牵扯到监护人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包括与留守儿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生活中的其他至关重要的人——比如以姑妈为例，姑妈的丈夫、子女、公婆、邻居、朋友等等。也就是说，因为留守儿童进入监护人家庭，监护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需要重新洗牌，这个变动是巨大的，当然在现实中，它是潜移默化的长时间一点点发生。但是这个过程中在监护人的整个社会关系里不可避免的出现对留守儿童的“外来性”排斥，这也就造成此类新的平衡的不稳定性，可以说它是因为增加家庭成分带来的不稳定，增加的始终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一种力量，一种间隙，一种难以消除的阴影。
走投无路的血案
上面讲的“外来性”与“稳定性”及其相关例子都是针对双亲家庭而言的。那么，对于单身父母家庭，没有外来性的存在是否就不存在不稳定性了呢？
事实上，农民工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其家庭原始的平衡结构被打破，需要构建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平衡，这是一种主动性重建。在重建这种平衡的过程中，监护人和留守儿童同时承受情感的缺失和生活本身的压力，而这两种压力集中聚集到留守单身家长身上，承受力更大。因为单身家长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责任，这决不是简单的“1＋1=2”的方式，因此，单身家长的肩膀上太重，这就造成新的平衡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由于缺少家庭成分带来的。虽然没有外来性的问题，但是它自身带来的情感残缺而引发的系列问题已是相当的严重。
2006年3月，我们到河南省驻马店市进行相关调查时，便了解到一宗骇人听闻的事件。
驻马店，这块中国内陆的农村土地上，金戈铁马，烽烟滚滚，曾经是历代朝政十分看重的军事要塞。改革开放以来，它像一块令人不忍触摸的伤疤：无数的男人女人，托儿带女，背井离乡，带回来的却是令整个世界都颤抖的HIV病毒。在少数区域，疯狂的HIV病毒像小麦，像玉米一样在这块土地上被播种和耕耘，收获一个个畸形病态的村庄。那样成片荒芜的村庄骨髓已经坏死了，精神已经绝望了，没有血，只有枯槁的眼神和坍塌的灵魂。无数的父母死去，变成毒，被深深的埋在地下，让人们不敢提及，人们不敢也不想回忆那一张张焦黄的面孔，无数的家庭萧索，只剩下空空的危房、空空的躯壳。萧索的世界里，麻木而恐惧的老人守着同样恐惧而绝望的播种了HIV病毒的孩子。孩子不再有父母，父母在地下，孩子是HIV的携带者。孩子和老人像野草一样枯萎、零落，等待死亡。
我们所了解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是HIV，但是对我们的撞击不亚于第一次听到HIV病毒对人的伤害所产生的震撼。
2006初春带着沉重的步伐悄无声息地来了。在驻马店新蔡县下设的边远村镇，寒冷破落的街上，人流稀少，寂静无声，偶尔听见几声小贩的吆喝。在街道边一户三口租住的小屋里，15岁的少年陈某，正拿着刀，满脸血污地砍着地上平躺着的母亲。母亲被他打昏后，他已经用刀砍了数分钟，仿佛砍杀的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是一块迟暮的木头。
杀母！这个词语显得如此古老，如此惊恐。儿子对母亲忤逆的话题可以追溯到上古岁月，我们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