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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时间越长，出现的问题越多。如情感危机，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很差，孤独、怪癖、阴郁、行为越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等也时常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事故、离家出走、吸毒、抢劫、杀人、被强*
、被拐买等极端情况。
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都具有。
农民工总规模达到2亿，其中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目前估计有1。2亿。仅仅湖南目前就有900万之多，而目前全国保守估计的留守儿童人数为2200万左右。最新调查显示，湖南的数量估计在240万左右。农民工分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各县区、各乡镇，几乎每个村，都有农民工，特别是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江西最多。
同样，留守儿童也是遍布全国，上述各省也是居多数。而由于改革的进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势必继续快速增加，新成长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农民工带子女进城的壁垒还不能完全有效的消除，这也势必带来更多的农村儿童。而因为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涉及家庭，还包括教育、地方、监护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这些角色的责任相互交织，使得它具有了和农民工不一样的复杂性。虽然问题是复杂的，但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需要关注，需要解决，还要好好解决，妥善地解决，尽快地解决。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因为是儿童问题，所以，更加需要注视，它关系着未来整整一代，不同于父辈的一代。这些孩子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
然而，像农民工问题一样，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它的解决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必须逐渐摸索、逐渐发现、逐渐实施对策的过程。
除了上面讲过的困难外，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难处还在于有与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个案性。首先，他们是一个个的孩子，孩子不会像大人一样遵循什么规矩和制度，往往不会主动接受什么理念，而必须要灌输，这就增加了难度。又因为是“个人”，所以各个步骤都要处理好，不能有纰漏，否则，“救”，还不如“不救”。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构成因素太多，随便的组合都会使小环境不同，问题截然不同，这和农民的大环境工普遍相同形成对比，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观察、教育、保护，还是援助，都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万能钥匙”，必须“一对一”地对待。此外，留守儿童问题的许多表现具有突发的特点，尤其像“意外死亡事故”，于是也就要求时时警惕，就像监控系统要求的实时性一样，要做到这点显然很难。
从性质来看，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可以归入“三农”问题，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从问题的表现来看，留守儿童则完全是崭新领域的问题，甚至连这个概念也只是去年才固定、并通行下来的。但是，它应该早就存在，伴随着农民工的产生而产生。
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司空见惯，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问题。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农民工产生约20年的历史，人们也很早就给予它足够的关注，那么相应地留守儿童也应该产生了20年，然而直到去年才正式被发现，并被最终定义。这样的出场，本身就说明了它严重的滞后性。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不能逃避。因为有双干净的眼睛在看着你，渴望你能为它拂去覆盖着它的厚厚的尘埃！
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已经走在路上，正在走在路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留守儿童问题奔走。一路奔走，一路忧思，从2005年的“皖北之行”拉开序幕，从“涟源洪水”开始，沉重的忧思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第二章 月亮——触不到的情感与思念
会说梦话的“哑女”
因为“涟源洪水”事件的原因，从2005年9月到2007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调查组成员多次返往于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县级市），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居，跟踪留守儿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承认，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但是很幸运，我们没有把它们丢掉。
例如，在涟源市白马镇竹山村里一座低矮的泥房前，我们遇见了她。
当地人叫她哑女，不是因为她哑，是因为她不说话。她叫梁妮，10岁。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一个人蹲在家门口，蓬松的头发，脏兮兮的小手，玩几个石头，把石头摆来摆去。一会儿堆成一个人的模样，一会儿又闷闷地打碎它。她玩得那样专注，仿佛那些石头就是她的“芭芘娃娃”。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问她在玩什么游戏。她没说话，迟疑了一下，抬起头，一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脸上除了一层灰垢，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她的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恐怖，那是大劫之后阴影，让人脊背发凉，有些忧郁，有些心疼。这样的阴影不应该留存在她这样花季一样的年龄里。
见她不愿意搭理我们，我们蹲下来，以十分温和的样子，试图赢取她的信任。
她心灰意懒地看了我们一阵子，然后低下头，继续玩弄着手中的石头。
我们骇然地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很多疤痕，有一块烫伤，也有很多像是刀片留下的。我们轻轻地问她：手上的疤痕怎么来的？她又抬起头，看了看我们，显得有些冷漠。似乎在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
尽管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我们送给她一瓶可乐时，她猛地停止了手中的玩弄，抓过可乐。这一次，我们发现她脸上的肌肉有些微微抽动。当我们拿出照相机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跳进家门。我们很纳闷，便跟着进到屋里。
屋子里很陈旧，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四面是泥砖砌成的墙壁，砖头之间残漏着一块一块的白灰。门口放着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水壶，斜斜的，像要跌向地面。后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灰白的毛主席画像，画像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梁妮的外婆王金花从侧门走进来，撞见我们。老人听说我们是省城来的，立刻叫丈夫孙贵出来接待。
我们说想见见梁妮。
孙贵老人说：“她就在里屋，刚才看见她从外面进来。”
我们和孙老汉推开门，却找人不到。孙贵老人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奇怪！刚才明明在屋里的，又没见她出门——肯定又钻到床底下去了！”
孙贵老人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果然，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了梁妮，她蜷缩在最深处，抱着双腿，像一只受伤的猫，正瞪着大大的眼睛往外看。
孙贵和王金花两夫妇轻言细语地劝了半个小时，梁妮都没有出来。
孙贵老人告诉我：“这外孙女就这样，见到陌生人靠近就会躲藏起来。”
接着，他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梁妮已经两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和她说话她都不理会。拿好吃的哄她，她不说话；说笑话逗她，她也不说话；即便是吓唬她，骂她打她，她还是不说话。不仅不说话，她也不知道笑，不知道哭。村里人都叫她“小哑巴”，连三岁不懂事的孩子也都这么叫她。
那么，梁妮遭遇了什么事情？她幼小的心灵为何扛不起生命之轻？
孙老汉搓了搓手，声音浑浊地说：几年前，老伴得了一场大病，为老伴看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本来只有女婿在外打工，但是为了还债，两年前女儿和女婿双双出去了广州，把刚上幼儿园的梁妮丢给了两位老人。梁妮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亲，外公外婆家来得少，少有的几次也是刚到就吵着要回去。但是，奶奶头几年过世了，爷爷又跟她叔叔过，所以她才跟了外公外婆住。
“那天，她爸爸妈妈一走，就哭个没完！”王金花老人说，“就哭过那一次，打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她哭过。每天，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