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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叹了口气，伸手去拿睡衣，该起床了，我已经睡不着了。这时房门被轻轻地抓挠得响了一阵，我开门来到走廊，斯纳普讨好地朝我摇着尾巴。
“哎，你这个狡猾的东西，听见点动静就跑来看是否能捞到点什么。你的朋友和同志斑蒂呢？”
说着我轻轻推开了玛莎的房门，一点不错，枕头上躺着两个脑袋：玛莎浅色的头靠着斑蒂黑乎乎的脑袋。身躯庞大的比特犬伸开爪子懒洋洋地躺在粉红色的被子上，鼾声如雷，而玛莎则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慢慢向厨房走去，想喝点咖啡。在炉灶旁的摇椅上坐着路易。他看见我，惊讶地扬起眉毛说：
“夫人，什么事使您起来这么早？”
“啊，路易，有酒有肉多兄弟。该叫索菲娅为客人们准备房间了。”
“她已经为奥克萨娜和她的儿子准备好了一切。”
“很抱歉，乘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位客人。您不要问他究竟是谁，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路易知趣地不吭声了。我向餐厅走去，令我非常吃惊的是，阿卡奇和奥丽娅已经坐在餐桌旁了。
“你们怎么起得这么早？”
他俩抬起惺忪的睡眼。
“我要到马恩省参加法院开庭，”阿卡奇说，“我带奥丽娅一起去。而你，妈妈，怎么也从床上爬起来了？五点钟还不到呢！”
我把安娜打来电话的事向他们讲了。阿卡奇气哼哼地说：
“就是那个当年没给你食品供应票的教研室主任？我记得，当时你没弄到鸡腿是怎样号啕大哭的。你难道不会把她臭骂一顿吗？这傻小子多大年纪？”
我沉重地叹了口气，我对这个青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也不晓得在机场如何才能找到他。
“应该在手中举一块写着‘季马’的牌子。”奥丽娅嘟哝道。
我带着疑惑的神色朝她瞟了一眼。绰号叫“小兔子”的文静朴实的儿媳，在她觉得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会变得异常凶狠。
阿卡奇扑哧一声大笑起来。我走到窗边，枝叶繁茂的大树在风中轻轻地摇曳，早晨初升的太阳柔和地照在入口处的林阴路上。在砾石铺就的小路上，园丁逸夫慢慢走着，手里拿着一把大花剪。
“妈妈，”我的背后传来阿卡奇的声音，“我们要走了。”
我把孩子们送到车库旁，唤来斯纳普，沿着花园散步。不，早起也有它独特的美妙之处。但是其他人也该起来了。
我走进玛莎的房间，试图扯动被子，但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斑蒂五十公斤的身躯甚至一动不动。
“斑蒂，早餐路易给你准备了煎饼。”
一听到“煎饼”这个富有诱惑力的词，斑蒂立刻兴奋地跳起来向厨房跑去。我靠着玛莎在床边坐下。
“小鸭子，该起床了，上学时间快到了。”
三普特重（1普特＝16。38公斤）的“小鸭子”美美地伸了个懒腰，从被子下伸出一只三十八码的脚。
“妈妈，也许，今天会过得很美好，就今天吗？”
“不，宝贝儿，不可能。再说今天奥克萨娜和金尼斯要来。”
玛莎欢呼着，奔向衣柜。
“金尼斯要来了，乌拉！这样穿好吗？也许，牛仔裤配短装会更好？”
玛莎体型太胖，穿任何套装都不好看，所以她在搭配衣服时就显得随心所欲。留下女儿折腾衣柜，我又下楼来到餐厅，娜塔莎已经坐在那儿了。
“出了什么新鲜事？”她问道，“昨天夜里我们这儿失火啦？是谁三点钟不到就在书房里大呼小叫？”
“我什么都没听见，你还记得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彼得洛娃吗？”
娜塔莎大笑起来：
“难道我还能忘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而且我还记得一些陈年旧事，你还记得吗，当时她是怎样不给你熨斗供应票的？”
我感到可笑，于是就把安娜打来电话的事跟她详详细细地讲了。朋友大发脾气：
“把他从这儿赶走，她的小儿子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也许，他跟他妈一样也是个自高自大的东西。”
早上就在一些日常琐事中忙过去了。先是没完没了地为小青年的悲惨命运担忧的玛莎出门去上学。我提心吊胆地看着她把摩托车从车库里推出来，戴上头盔。我宁愿不让她使用这种可怕的交通工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年满十四岁就能拿驾照。她们中学前的广场上就停满了这种铁马。我惟一能阻止的，就是不让她听装在书包里的随身听。我总觉得，在路上不应该堵着耳朵。今天玛莎的行动比平时迟缓一些。
“哎，你在磨蹭什么呀？”我生气地问。
“就走，就走，”女儿拨弄着摩托车上的手柄，气喘吁吁地说，“这破车的制动有点不好使。”
“那就把它扔在家里算啦，”我害怕地说，“可不能骑一辆制动有故障的车。”
“不，”女儿挥手说道，“还没到那个程度。这几天我就找个修理工看看。”
女儿走后，我又同索菲娅长时间地讨论了午餐菜单。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想用更可口的饭菜来招待奥克萨娜。忙完所有的事后，我差点误了去机场的时间。
第二章
从莫斯科来的航班着陆提前了十五分钟，当我挥舞着花束冲进大厅的时候，乘客们已经开始往外走了。奥克萨娜和金尼斯站在抵达厅的电子显示屏下。
“你好！”他们高兴地叫起来。
“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迟了。你衣服上是什么东西啊？”
“要知道，”金尼斯说，“在飞机上我们旁边坐了个蠢货，真是傻头傻脑的。看电视时搞坏了耳机，而当空姐送来午餐的时候，他又把饭菜碰翻，弄到了我妈妈身上！”
奥克萨娜哈哈大笑起来：
“忍一忍吧，难道我在巴黎买不到衣服吗？走吧，我很想见识见识百万富婆的生活呢！”
“就走，只是，很抱歉，发生了一件先前未预料到的烦心事。”
我就把安娜·米哈伊罗夫娜打电话来的事跟他们说了。
“那我们怎么认出他来呀？”金尼斯高兴地问道。
“不知道，得想个办法。”
“您看，您看，”金尼斯兴奋起来，“那个把饭菜弄到妈妈身上的蠢货站在那儿。”
我回过头。一个二十岁左右、高高瘦瘦、愁眉苦脸的青年，正焦急不安地站在问事处旁。他穿着一件洗旧了的足球衫和一条稍微有点短了的印度牛仔裤，有点脏的浅色头发耷拉在眼睛上方，活像一只西藏梗犬。在穿戴整齐的法国人和拿着大包小包的旅行者的衬托下，小伙子看上去怪怪的。
“真是个邋遢鬼！”我边想边转过身。应该想点办法，最好是去找一下问事处。美丽的姑娘准许我用俄语发布一则寻人启事。我清了清嗓子，拿过话筒，开始通知：“乘坐上一航班从莫斯科来的季马·彼得洛夫，请到抵达厅的电子显示屏下。”
我带着履行完义务的感觉回到奥克萨娜和金尼斯的身旁。这时我惊讶地看到，那个愁眉苦脸的年轻人正朝我们走来。
“您，大概就是达里娅·安德烈耶夫娜吧？”说着他绊倒了奥克萨娜的箱子，大叫着扑通一声栽倒在金尼斯的包上。
“哎呀，玛莎的礼物！”金尼斯喊叫起来，连忙把行李往后拖。
混乱的局面过了十分钟左右才得以平息。
“对不起，对不起，”季马忙不迭地说，“我不是故意的，纯属偶然，我，你看，近视得厉害。”
“戴上眼镜，”金尼斯斥责道，他眼泪汪汪地看着被打碎的女孩与狗的陶瓷艺术品，这是给玛莎的礼物。
“戴上眼镜，蠢货。”
“金尼斯！”奥克萨娜发出了警告。
“我本来是戴着眼镜的，”季马微微眯着眼睛，“只是在谢列梅捷夫时被意外地打碎了，不要紧，我回去后再配一副新的。”
“现在我们就给你配眼镜，”我没好气地说，“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必须现在就去，明天再带你去看眼科专家。”
大家向汽车走去，金尼斯提着行李，季马手里只拿着一个看似平常用的小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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