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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承认缓慢的变化总比没有变化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些政策，为了使缓慢的变化保持下去，这些政策有时是必要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文化以及情况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几位天真无知的、鼓吹这些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会起那么大的作用，但这些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它们是这个渐进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军备控制一样，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它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贸易结构可以进行改造，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贸易施加影响——其结果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可以对我们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用强力来实现思想渗透。一位在波兰出生的教皇戏剧性地代表着宗教信仰可以集结的力量。我们最大的资本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行不通这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这一点对铁幕两边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连共产主义那些最卑下的辩护士，除了共产主义的凄惨后果外，现在也只能仅就共产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了。
俄国人民是强大的，东欧国家的人民也是强大的。在东西方的争夺中，他们的力量将最终寄托在西方的各种力量之中，因为西方的敌人正是他们的压迫者。
在今后几十年中，领导人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种情况：超级大国以某种不太稳定的、不分胜负的局面相对峙。不管人们如何想象缓和这个词，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实际情况要比其他情况更为可龋缓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寻求各种方法来在分歧情况下实行共处，而不是为分歧而进行战斗。只要苏联坚持它的扩张主义目标，那么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但是，在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比没有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既容易实行，也更加有效。
美国必须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强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须坚定，美国需要强大的盟国的合作——与强有力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苏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应付这种威胁是西方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正因为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威胁，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创造性，寻求各种办法来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则把这些分歧阐述清楚。
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强大到在必要时，足以用武力来作为我们说话的后盾，那么俄国领导人就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出软弱，他们将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必须与我们谈判，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愿意谈判，那么他们也会愿意谈判的。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有一种不能由己的被驱使的力量：维护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要夺走他们认为可以夺取的东西，但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夺取的东西。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一个侧翼后撤，以保护他们在另一个侧翼的阵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增强导致发生变化的压力，以及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使人民抱有将会取得报偿的希望。
约在二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时，？曾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并得到赫鲁晓夫赞赏的一篇演说中发出呼吁，提议东西方举行全面的和平竞赛，它既是物质领域的，又是精神领域的。这是一场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竞赛。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继续用完这些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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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尼克松
7、周恩来（一）
中国式的革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思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毛泽东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他发动了一场个人迷信运动，把自己神化了。周思来则长期处于幕后，作为一个忠实的官员，运转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台湾，蒋介石凭借着独裁手腕进行统治。但是，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过份美化自己，因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并且教导他统治下的人们要光复大陆。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我把蒋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他两人则不是。我和蒋介石夫妇有私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义上的产物。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毛泽东和周思来。这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为安排我的访问进行谈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两天里，花了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与周思来进行坦率而又广泛的讨论。他归来时对我说，周思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尽管基辛格象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思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之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我在结束1972年的中国之行时，在告别宴会的祝酒词中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一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访问冲昏了头脑，对访问的意义估计过高。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如果不迈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步，目前与苏联的力量均势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对外交关系这一突破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载入了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人物便是周恩来。
周思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思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思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共产主义理论家特有的冷酷无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上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这些品质的相互作用，使周思来能够脐身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其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要长。
周思来早期的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在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典范。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县。他母亲去世后，他父亲不能养活他，于是，周氏家族把他接过去，由他的几个叔叔共同抚养他。从孩提时代起，周思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官僚家庭的正统教育。他和他的一个叔叔及婶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时，又进了一所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小学，一直读到十五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学到了他们从西方带来的〃新知识〃。
初等教育结业后，周恩来参加赴美国留学的考试，由于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够理想而未能实现。之后，他考入具有反封建传统的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又在日本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1919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然而，政治鼓动工作对他来说，比学习科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由于在组织学失罢课和游行示威方面起了作用，被监禁了四个月。
1920年，周恩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