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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极端是超鸽派。他们争辩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年老、保守、谨小慎微的人，如果我们不威胁他们，他们将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超鸽派建议，如果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单方面地减少我们的核能力，这样，苏联人将会跟着做，并利用那些资源来为他们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击中目标。苏联人决不会允许美国重新取得核优势，作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可以把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部分资源倾注在军备方面。采取拒绝谈判的手段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是轻率的。有人认为，孤立苏联会使它垮台，这种意见是不现实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外部冲突有时会加强一个独裁的政权，而紧张局势的缓和有时却可能削弱这样一个政权。没有七十年代的缓和，允许波兰团结运动出现的局面是永远也不会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应用在我们与苏联的交往上是极为幼稚的。卡特总统拘着最良好的意图，试图单方面采取克制，以期望苏联人会照着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他裁减美国军备生产计划时，苏联人却加速了他们的军备生产计划。其结果是，里根总统为了恢复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强军备生产。
有两种缓和，强硬的和软弱的。强硬的缓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慑基础之上的。这种缓和鼓励苏联人进行谈判，因为苏联要进行侵略，花费的代价太高。与此相反，软弱的缓和使苏联人不愿去谈判，因为他们为进行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对他们却很有吸引力。
以实力为后盾，并使威慑成为可以信赖的强硬的缓和维护了和平。软弱的缓和，不是招致战争，就是招致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向敌人投降。我们需要缓和，但它必须是那种正确的缓和。
如果有些亭我们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们可以做。由于绝望而放弃一切，并说因为我们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这是愚蠢的。
苏联领导人是难以对付的、冷酷的、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国际力量这门算术。
就我们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须维护西方的自由，并直截了当地对苏联领导人讲清楚，为了维护西方的自由，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把这种决心表达得越清楚明白，那么他们对这种决心进行最后考验的可能性就越校这意味着恢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防止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遭受失败。当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享有优势时，这些力量都是有利于和平的。如果苏联人威胁要采取侵略行动，我们可以象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样，使我们的核部队实行戒备，那样敌人就会让步。但是，今天这种威吓将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战术和战略陆基导弹方面，优势已转到苏联人方面。这种优势掌握在象苏联这样一个侵略国手中，就成为一种不祥的威胁。因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花大量美元，这是恢复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苏联领导人想要军事优势，并要利用这种优势来统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使他们确信，我们将不让他们享有这种优势，那就存在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他们会就相互的军备限制甚至裁减军备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今天，有许多人建议，双方应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实行冻结，并说，这种作法将减少战争的危险性，促进军备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确的。在冻结的情况下，苏联人将保持他们目前的有利条件，这将增加战争和核讹诈的可能性。冻结也将使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这样一项协定将减少核武器的数目…，因为冻结将使苏联毫无愿望去进行谈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可能年老多病，但他们并不是傻瓜。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给，否则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冻结的提？——作为打破僵局的一贴万应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是空洞无物的。这个提案是建立在两个谬误的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我们总可以摆脱核时代的危险。但是，只要这些武器存在，这种危险仍然是很大的。即使双方同意把他们的核武库减少一半，每一方仍将有足够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毁好几次。
第二个前提：军备和军备竞赛引起战争。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要把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
但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战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治分歧未能解决，才有可能导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后果，而不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
措词美好的裁军决议，没有一项能解决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们不能脱核僵局，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我们必须越过军备控制这个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上：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必须在会议桌旁，而不是在战场上逐步寻求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
但是，在寻求之前，我们必须诱导苏联人进行谈判，只有在我们的力量足以使对方对我们的敌意感到害怕时，他们才会来谈判。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一点，即使他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我们必须使他和他的后继者清楚，我们也了解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在那些与我们的利益有较为重大关系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人的侵略性的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也不能在苏联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颠覆和攻击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时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世界遥远的地区显示我们的力量，以挫败苏联的挺进，因为那里正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此外，该利用我们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对苏联在国际上的行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到了。军事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经济上，我们拥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死乞百赖地要与我们进行贸易，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贸易结构改动一下，使他们经不起经济压力的脆弱住扩大到最大限度，与此同时，缩小我们自己的脆弱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贸易来施加影响。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们将会对他们需要做交易的建议加以嘲笑，但骨子里他们确实需要一场交易。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来进行一场交易——但要有代价。一定要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继续在涉及我们利益的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那么这场交易就将告吹。列宁曾说过，资本家将排着队来向苏维埃俄国出售绳索，而苏维埃俄国将要用这根绳素把资本家绞死。我们应该向他们出售绳索，但要以这样的方式出售，如果他们企图伸手来扩大他们的征服地，那绳索将捆住他们的手。
在遏制苏联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并有可能迫使苏联统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内部发生变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象虔诚的教徒那样，成天空谈变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以蔑视的态度，不理会这种泛泛空谈一而是给早已在活动的各种势力以更多的鼓励，来促使这种变化发生。
共产党世界将不会以某种突然发生的大变动方式而崩溃。
但是，它已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加速这种变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这个变化过程。
有些人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共产党世界发生改革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这种设想不予理睬，他们举起双手认输，并说，共产党世界将永远受人欢迎。他们忘记了它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英国的前任首相麦克米伦有一次提醒我说，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到安挪女王统治时期，一百年过去了，伊丽莎自女王在她的顾问们失宠时，把他们的头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则慑于公众舆论，只能把她的失宠顾问们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后发表这番议论的，斯大林曾将数百万他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处以死刑。当赫鲁晓夫对他的对手实行清洗时？他只能把他们发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的？区。
变化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对一个象美国那样缺乏耐心的民族来说，这种变化显得尤其缓慢。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耐心，承认缓慢的变化总比没有变化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些政策，为了使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