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走了，号房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像地狱一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感到脑袋瓜的分量轻了许多，就急着想照照镜子。可是，号房里没有穿衣镜，不像家里卧室、客厅、卫生间到处挂着大镜子。还好，中队长给我留下一面小圆镜，成为我日后顾影自怜的伙伴。我对着小圆镜只瞅一眼，眼泪便哗哗直流。我的天，我保养了十多年的披肩长发，我满头郁郁葱葱的柳丝条儿，我后脑勺上水雾飘洒的黑瀑布，眨眼间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再瞅一眼镜子里的我，这是什么发型？对男人来说太长，对女人来说太短，长不长短不短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半个西瓜皮扣在我的脑瓜上，要多丑有多丑，我还是不是个女人呀？
我强忍泪水，仔细打量这间号房：号房挺大，至少有三十来平方，挨墙排着四张架子床，上下层有八个铺位。床上的被子薄薄的，叠得有棱有角，没有褥子，床单相当洁净。四张床之间有四张拼在一起的长条桌，看来是供女犯们学习用的。倚墙挂着一排毛巾，架子上搁着脸盆、牙杯和八个热水瓶，都排列整齐有序，像用墨线拉过似的。墙壁白得耀眼，地板虽是那种沙砾毛糙的水泥地，但洗刷得极干净。我双眼一闭，想起今年“三八节”
来女监慰问，曾在章彬彬陪同下参观过这些号房。当时我还说过一句夸奖的话：“想不到现在的号房，整洁得跟军营一样。”现在，我自己成了一名女犯，再也不会把号房跟军营联在一起。这是一个与地狱尺咫毗邻而与崇高、荣誉绝缘的去处！叫我特别敏感又触目惊心的，还有墙上的两条标语：“同罪行决裂！向昨天告别！”日后我慢慢明白这两句话像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当罪犯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干部把这咒语一念，没有不头痛欲裂俯首听命的。号房朝南，玻璃窗外安装着横一条竖一条的铁栅栏。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窗，一个失去自由的世界的象征。一阵激烈的寒颤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瘫软了，萎缩了，缩小成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小鸟。再看看窗外，为群山支撑着的一片蓝天格外明丽，又恰有两只小鸟从窗前欢叫着飞过。我的天呀，我何时能飞出这个非把我囚死闷死的铁笼子？
我躺倒床上，哇地一声哭起来，被子枕巾很快就浸泡在我的泪水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电铃“叮铃铃”响起，心想该是女犯们下班收工了吧。我很快要跟许多女犯见面，心里的恐惧又加重十分。果然，一会儿，走廊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我连忙侧身向里，又随手扯过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
一会儿工夫，我听见有人走进９号号房，通、通、通的脚步声停在我床前。有个尖尖的嗓音大大咧咧地在我的头顶爆炸：
“喂，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依然躺着，不愿吱声，也不敢吱声。
“咦，问你呢，怎么不答话？”
我依然又顽强又心虚地沉默着。
“哗啦”一声，我脸上的报纸被人掀开了。一个二十几岁长得又好看又有些儿放荡的女犯站在我床前。她撇一撇嘴：“哟，好大的架子！还不起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有生以来，还没谁敢跟我这样讲话。气得我霍地一下坐起来：“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和那女犯怒目对视了两三秒钟，她突然大声惊叫起来：
“呵哈，你不是梁市长吗？”
她认识我？我脸上的表情肯定比对方惊惶万倍。因为我一直害怕在这里遇上熟人，却偏偏就碰上熟人。我在脑子里飞快搜寻着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犯。
“呵哈哈，市长大人！”那女犯放肆而无赖地笑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想想，今年‘三八节’，你来女监慰问我们，在女监的大礼堂，你给我们作报告看看，我们能不认识您这位市长大人？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吕金妹，就睡在你上铺。”
这时同号房的女犯们都回来了，在我身前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聒噪着：
“哟，还真是梁市长！”
“今年‘三八节’，你给我们送来许多书！”
“梁市长，你穿上号服，又剪短了头发，嘿，让我们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梁市长，你给我们作报告那会儿多威风？瞧，把手这么一叉，站在讲台上，对着麦克风喊：姐妹们，好好儿改造，整个社会都会关心你们的嘿！现今，也得让整个社会来关心关心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我讲话的那个女犯叫关飞鸾，非常年轻，那个腔调，那个作派，把我作报告的样子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女犯们轰然大笑。我把头埋在胸前，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吕金妹说：“喂，喂，同改们，你们再不要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的叫好不好！进了号子，大家站着一般高，坐下一般齐，都是罪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改’的关系，都得叫名字。喂，你，尊姓大名？”
我知道她在问我，可我不答话。吕金妹就凑到我胸前看我的号标。随即叫道：“号标上写着呢，她叫梁佩芬，对，梁佩芬！”
吕金妹又问我犯了什么事，要关多少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都是些啥玩艺儿呀，说不定盗窃、卖淫、贩毒、杀人的，什么货色都有，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粪缸里的蛆！
吕金妹就撒起野来，在我肩膀上操了一下：“梁佩芬，摆什么臭架子呀，看你胸前的号标，又是红牌，又是‘严管’，少说是十年出头的，说不定比我们的罪还重！你还摆啥臭架子？”
关飞鸾也在一旁起哄：“如今当官的犯罪，八成是贪污受贿，嘻嘻！你榨了百姓多少油，喝了人民多少血？”
这时到了开饭时间，要不，她们这样一直闹下去，我不被气得背过气去，她们决不会罢休。
女犯们在走廊上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打回饭菜，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狼吞虎咽。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饭，独自坐在床上发愣。走廊上有人叫我：“梁佩芬，梁佩芬！来打饭啦！”
我没吱声，也不动弹。
一会儿，就有个身材瘦弱脸庞白皙的女犯，给我打来了饭菜，轻声说：“吃吧，梁佩芬，日子长着呢，不吃饭可是熬不下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犯叫谢芳，原来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因为犯了侵占罪，判了七年徒刑。她大概表现特好，不断减刑，号服上的号标是白的颜色，那是“宽管”的标志。我慢慢地就看出她肯定是改造积极分子之类的人物，管教一天要叫几十次“谢芳，谢芳”，支使她干这干那的。
她也真是个热心人，一得空儿就帮助同改们学文化，也很乐意为我做些小事。
谢芳看我还不动弹，又催我说：“多少吃一点吧，要不然你晚上会肚子饿的。”
我看谢芳说得这么恳切，就端起饭碗。饭，倒是极好的白米饭，也许是当地山区刚收割的新晚稻，香喷喷的，盛满一海碗还小山似的冒尖儿；菜却不堪入目，尽是些黄不叽叽清汤寡水的白菜帮子。更要命的，是放在房门口的那两只盛饭装菜的铅皮桶儿，这里一溜黄，那儿一道黑，已经脏得看不清本来的颜色，我看过第一眼就把它们和喂猪的泔水桶联在一起了，还有啥胃口进餐！勉强扒了两口饭，我便放下筷子。这种牢饭别说吃，叫我多瞅上几眼，也足够我饱十天半个月啊。
我把剩下的饭菜往桌上一撂，吕金妹和关飞鸾几个很快把它瓜分个精光，还臭骂我一顿。
第二天清晨，谢芳又给我打来一大碗稀饭，一碟腌得黑乎乎的萝卜干。我虽然有些饿了，可瞧一眼那样的饭菜，胃酸直冒，仍没有动筷子。不要说当上常务副市长了，从十多年前当副县长、县长开始，我一年到头就难得在家吃上一餐饭，都在会议上宴会上过日子，按流行的说法，叫做“吃阿公的”，弄得我常常服用减肥茶和降脂片。现在，三餐都是罪犯的伙食，我能开口下咽么？
好在入监时，杨罗亭给我买了许多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中队长检查时又手下留情，我就把这些零食藏在我的衣箱里。罪犯家里带来的衣箱一律不准使用了，女监统一制作的规范化的衣箱，每个女犯都有一个，挨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的衣箱里藏着许多零食杂碎，吕金妹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