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飧鋈耸侨隙说模坏阋膊痪醯没奶啤３苑梗缓笙氚旆ㄋ忱判梗院团牛庥搿矫圆赜蜗贰耆且恢碌摹Ｕ夤睾跷颐恰八ノ拮俚纳睢薄１匦氤苑梗直匦虢苑拐饧虑榻饩龅簟：炱烀挥姓业揭桓鼋饩龅陌旆ǎ唤饩隽顺缘奈侍狻！�
另一个道理，讲述一个理想的“天衣无缝的”臀部。这样的臀部最终被红旗找到了，但感觉也就那样，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于是感叹“这就是生活”。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解决“我们的性欲”。这真是个大问题。在他有限的几个短篇里，这两个道理被他反复讲述。特别是“我们的性欲”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简直就是喋喋不休。
《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因为她们总是干和被干，而干和被干，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是个问题。红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做爱就是我们骨子里的隐痛。我们借着浓缩的泪水来交流彼此的悲伤。痉挛、呻吟。痉挛、呻吟。
《出卖世界的人》通过一个妓女来讲述自己的“破旧的器官”，将器官还原为一个“洞”，还原成一个“×”。这让我想起盛可以（真实的盛可以）写的那个讲述男人的“那话儿”的小说。
红旗在长篇小说《幸运儿》的后记里说：“大约在十年以前的某天晚上，我跟某位异性约会完毕，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重重地将脑袋压到枕头上。随即我有些悲伤地想：是谁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性交来了？知道吗，真是惭愧，霎时间我居然感到自己顿悟了——这些年我一直受着生命的愚弄。我只是被生命雇用的临时工，为了满足它的性欲而心急火燎地与异性交配。为了让生命使用起我来更得心应手，我还得想方设法地吃饭、睡觉，甚至一刻不停地为它呼吸，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没有想到过这是可悲的差事。所有这些无止境的操劳，仅仅只是为了等待生命把我们用旧了之后扔掉的那一天。”这真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一方面厌恶这种运动（“交媾”，“交合”，将一种动物性呈现出来），一方面又不可能真正离开它；试图征服它，最终又被它所吞噬，红旗的厌恶感由此而来。写了那么多交合，那么多“×”，我没有一次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没有一次高潮迭起的享受，最终，这件事情也像“吃”和“排泄”一样，变得无趣、麻烦和本能。
如红旗自己所说，他就是生活里的奸细和精神世界的亡命之徒，“谁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他厌恶这个世界，憎恨周围的一切，并憎恨来自自身的一切。他恶狠狠地活着，并用一种温柔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公平、正义、真理这些面目尊贵的词汇，他充满了嘲弄和不信任，“所有价值观都是愚弄人的，我们不该去信任这些东西，我甚至懒得唾弃它们”。他对同类充满了憎恨，甚至耻于为人，“当写完最后一句话，我抬头环顾四周，猛然发现我的目中已经没有人了。”一个世界观如此顽固的人，一个被虚无主义所铅封的人，还有耐心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小说为大家讲述生活的道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悖论。
红旗的荒唐不仅仅在于那些“大道理”上，包括他的写作本身，也呈现出一派荒唐的景致。莫名其妙地开始，莫名其妙地结束，完全没有章法，师从无由，所去无踪。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勉强从他的短篇里读出了一点卡夫卡来，从他的中篇里读出一点加缪和朱文来，但这种牵强的对比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红旗认真读过几本书，他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过正常的读书训练，所谓卡夫卡和加缪，他大概连国籍都搞不清。但红旗的荒唐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隐喻和加缪的荒诞。加缪在29岁时已荒诞到极点，写出了《局外人》这样的巨著；卡夫卡的巨大隐喻甚至让隐喻本身也变成个隐喻。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隐喻，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终于无从得知。“如果你们遵照隐喻行事，那么你们自己也就成为隐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日常的操劳了。”但卡夫卡随即又说，“我敢打赌，这也是一个隐喻。”在取消了真实和隐喻的界限之后，小说就变得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了，同时也变得无所谓而不无所谓了。
三
“我喜欢那种毫无来由地歌颂虚无飘渺的东西的欲望，那种一瞬间将人从现实和身体里搭救出来的力量。我常常幻想自己80岁时能够拥有一颗透彻的、晶莹剔透的灵魂，而心依然兼具温柔和狂野两种品质。我想我会自然死亡，专注地感觉自己一点一点死去。而在此之前，我会千方百计用我的思想温存地屠戮这个让我厌烦的世界。我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永远不去信任任何东西，不管是所谓的神圣的还是所谓的龌龊的。神圣的就是龌龊的，龌龊的也是神圣的。世界上现存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我脑子里冒出什么念头，我就反对那个念头。我不可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只有一颗赤条条的心，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嫌沉。我是个疯子，但我有能力混在正常人之中，不让他们看出来。”
——李红旗访谈录《我多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第一次和红旗见面，是2000年夏天，接头地点在北京小西天一家破蔽的旅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发在《芙蓉》上的一组诗，说不上有多么喜欢，但那种口气非常独特，是我所欣赏的一种。他穿着拖鞋走进来时，我和沈浩波已神聊多时。他那时住在郊区，但坚持骑车进城。他走路一蹦一跳，衣衫近似褴褛。他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塑料皮笔记本，上面有他写的诗。我记得那天他为我们念了新鲜出炉的一首诗，其中有“新生代、新生代/新鲜而富含大粪”云云。
那天聊的话题很多，但主要是为即将成立的小团体取一个名字。乱七八糟，均不如意。我说：“下半身吧。”二人遂拍手叫好。事实上在我们聊的过程中，话题已逐渐向“下半身”方向靠拢。我当时已对“下半身”的东西着迷，而红旗则自一开始就对此充满兴趣，浩波的兴奋大概来自于这个名字的冲击力，他的预感非常好。日后，我们围绕这个命名寻找同志，拉帮结派，兴风作浪，惹是生非，胡作非为……而红旗一直都是参与者，但他似乎从来不是主动的参与者，他的虚无主义念头，他的温柔与狂野的自我批判，他的透彻与天真执拗的脾性，使他成为朋友们里的被动者。有一段时间，我感觉他在这个团体里并不舒服，很少出现，并且不断地尝试出走，“一切障碍皆可将我摧毁”，他的自我矛盾在一天天加重。
终于有一天，这个貌似温柔的绝对分子借助一段谈话，将一段友谊打了结。现在回忆那个单纯的夏天，回想起红旗的拖鞋和单车，竟然有些感动了。
我们的交往并不多，每次朋友们聚会，“不是他不在，就是我没来”。深谈则更少，但彼此似乎都没有秘密，都能互相理解。今年五一的时候，红旗突然带着郭艳来到了天津。红旗来的时候，我正在郊区钓鱼。我说：你来吧，我们聊一聊。红旗是来逛二手市场的，天津的二手市场，他全熟。二手市场，是廉价的，也是特别的：贫穷，但往往富含金子。
我老婆对我说，红旗还是个孩子，和我走在一起，他就像个歪歪斜斜的小弟。她真的非常喜欢这一对儿。红旗和郭艳住在通县租来的房子里，红旗在“家”里颠倒黑白地写小说，老郭则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我老婆深有感触地说，红旗的那种生活也挺好的，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也没有票子，甚至连前途都看不清，生活简单到了极点。
但郭艳却拼命喜欢我家的阳台。“就是只有一个阳台也好呀！”原话是这样的吗，小郭？
一天之后，李师江带着老婆也来了天津，并且还带了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我请他们在天津食品街吃了一顿狗不理。现在回忆起来，那样荒诞的晚餐我们都没少吃过。生活就是这样荒诞，在骨子里、血液里、细节上的荒诞。红旗是对这种荒诞感深深着迷的人，也是深怀厌倦的人。他深谙个中滋味，并将这种荒诞的生活搞成寓言般的小说。我深信他的小说均有来历，循着这些文字，可以抓到他这个生活里的贼。
在天津的那几日，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早年的坏，关于少年的流浪，关于一些文字，关于大家共同的朋友，关于生活本身。他是个绝对的人，也是一个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