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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来临的那一天，我们的生活中一定充满了那种味道。然后，宿舍里的同学渐次醒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远古时代才能见到的如临大敌的表情。
接着，就毕业了。
9
毕业是非常快乐的。如果条件允许，我真想天天毕业。
我们一夜没睡，在教室里狂欢。往常性格合不来的同学也似乎一下子想开了，似乎一下子都没了性格。就连诗人和赵富生都连喝了两杯酒。而我呢，则漫不经心地轮番在无数个肥胖而硕大的女生胸前摩擦，也是相当的称心如意。
在与肥胖而硕大的女生们周旋的间隙，我瞥见诗人偷偷和已经跟赵富生私定终身的前女友溜出去，潜入了茫茫夜色之中，一直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充分沟通过的样子。
总之，毕业是非常快乐的，如果可能，我真想天天毕业。
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家分手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觉得疲倦了。
我到家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路上遇到张震。张震坐在老干部活动中心门口的马路边与一个高大健壮的女生谈心。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两年前张震坐在课桌前摸过的那个。如果还是那个，我会对张震比较失望。可我不会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的。张震有权力选择适合自己的配偶。
我说，张震。
张震说，嗳。
然后我从马路对面走过去坐在了张震的身旁。
张震说，妈的，高考的时辰又快到了。
我说，这我知道，这是你的命，应该坦然去面对它。
张震说，一想到又要进入那个考场，我就想吐。
我说，你太紧张了，应该调整出一个放松的心态。
张震说，如果这一次再失败，我就不准备再参加了，这对自己的父母不公平。
我说，你的想法很成熟，一点都不像中学生说出来的话。
我的话张震似乎很受用。他放松下来，掏出烟请我抽。
我一边抽他的烟一边瞟了几眼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我个人觉得她跟张震很般配。我自作主张地说，姑娘，我看你跟张震挺合适的，如果张震今年再考不上大学，你们就索性去张震的家把婚事办了得了。这件事情我给你们做主。
姑娘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当那种高大、健壮的女性羞红了脸，那种感人的样子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张震说，好了，你别胳肢我了。
张震一边说，一边把大背头努力往脑袋后面捋了两下。
我不想再搀和他们的事情，起身告辞，信步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我的家还是老样子，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爸在另一间屋子里看书。
我说，爸，你看的是什么书？
我爸说，哦，回来了。毕业了？
毕业了。
学校给你毕业证了吗？
给了。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把毕业证给他瞧。
我爸戴着老花镜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问我，不会是假的吧？
我爸这些年让我妈批评来批评去，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他突如其来的诙谐让我措手不及。我一时语塞，怔了一阵子才说，这些东西都是国家教委统一定制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
我进到我的屋子里，关上门。躺在那张我爸从非洲买来的集细腻和柔韧于一体的凉席上，这才觉得有些疲倦。接着，世界各地的倦意都铺天盖地地向我涌来。一刹那，我感到自己仿佛一辈子没睡过觉了。
于是我就睡呀睡呀。
文坛的乱与烂
何小竹
有人说，现在的文坛很乱。一是权威没有了，像作协这样的文学领导机构，过去是很有点“老子说了算”的官气与霸气的，现在只是少数人扎堆取暖的破庙，已失去了对公众指手画脚的特权和能力。二是出版社以赢利为主旋律，只要谁的书有卖相，就为谁敞开。就算你的书没有卖相，只要你肯出钱，也为你敞开。三是没有了真正的文学批评。所谓“真正的”文学批评，就是不受金钱和人情左右，完全依照自己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对一部文学作品说好说坏。
应该说，这一直是文学批评（扩而大之，是任何批评）的基本特征，也是起码的要求。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出了一本书，自己找来一笔赞助，去北京联系上某个机构，再邀请几位批评家，一人发一个红包，所谓的作品研讨会就开起来了，媒体的吹捧文章跟着也出来了。第四，也是更乱的，就是网络了。没有了编辑“审读”这一关，在任何一个文学论坛发表作品，就像在公厕涂鸦那么方便和随意。管它是不是诗，是不是小说，都可以自行打上诗和小说的标签，一点鼠标，哈，上去了，“发表”了。有的居然还博得不小的名声。而且，大凡人气很旺的“网络作家”，都是名利双收。
再说烂。在一些人看来，卖得好的书，不外乎男盗女娼，或假扮清纯，既媚雅，也媚俗。卖得不好的书，或者说，还没开始以书的形式卖，仅仅是非营利性质地在网络上张贴的那些“东西”，也脱离不了鸡零狗碎、杯水风波的调调儿和趣味。总之，文学不纯了，写作者既无文学本体上的野心（像过去“先锋小说家”那样的追逐大师的影子），又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像过去“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来源生活高于生活的宏大叙事）。文学烂了，跟烂白菜一样烂。连带一起的，搞文学的人也烂了。要么开口就骂人，骂的目的是为了抬高自己。要么无原则地相互吹捧，拉帮结派，哥们义气。尤其网络，发言方便自由，还可蒙面，说话不负责任，这些“烂”就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水涨船高、恬不知耻了。呵呵，照这样的乱下去，烂下去，我们的文学和文坛必定要毁于一旦了。这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已经有不止两个和三个知名作家站出来大声疾呼文学的“回归”、作家的“良知”、作品的“灵魂”。连那些个刚刚才喊出要“先锋到死”，刚刚还在炫耀其“下半身”的人，也加入了“回归”行业，开始关注起“传统”，心仪起“灵魂”来了，可见事情的严重性。
“经验”告诉我们，嫌世道太乱的人，基本上是有身份，有地位，功成名就的人。所以，他们怕乱，怕砸了坛坛罐罐，使既得利益受损。就拿开作品研讨会来说，在原先，这是死人才能享受的殊荣。即使活着的人，也是身在庙堂，或已经被庙堂认可的才有那个资格。出书的情况也是这样。乱的局面是没有论资排辈了，没有章法了。有钱就可以出名，出名就会有钱。文学已经市场化了。更不能容忍的是，没钱没名的人也在闹，先在网上闹，然后被纸面的媒体追捧。前不久一个会上，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应邀出席，在座的一位老学者问曰，你跟作家协会的人有联系吗？慕容雪村说没有联系。这家伙说没联系的时候表情有点歉然，但我知道他内心里想的是，我干吗要有联系呢？老学者还是以前的观念，你要跟那个庙子有联系了才是作家。但媒体不这样看，那些小记者就要追着慕容雪村，把他当作家，同时也当新闻人物问这问那。出版社那边也是，不因为你还没和作家协会取得联系，就放弃拿你的书赚钱的机会。而好多联系很深的作家，要出书还得自己掏钱呢，是很想不过。
但慕容雪村这样的作家就算是写书赚了钱，估计也是不会掏钱给自己开作品研讨会的。大凡要自己掏钱开研讨会的人，都是想进入庙堂的人。这样的人现在还不少。不论京城，还是省城，这样的研讨会层出不穷。这说明一种旧有的秩序还在，那个庙子破虽破旧了一些，却还残留着一些让人心向往之的魅力（或利益）。所以，我认为现在其实还乱得不够。而我以为的真正的乱套，是没人喜欢开什么研讨会了，有那个给评论家红包的闲钱，不如邀三五个朋友，自己去酒吧、歌城消费。
在这乱的局面中，是不是评论家因为没得红包拿就缺席了呢？我认为恰恰相反，评论家会因乱而多起来。所谓乱世出英雄。那些狗熊自然是要缺席的。但在中心和权威被瓦解之后，真正有话要说的评论家会更加踊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红包刺激出来的，更不是受命于权力部门的某个指令，而是一种蕴藏于自己身体内部的激情，不吐不快。这样，我前面说的站在自己立场发言的独立批评家就可望出现。至于一些人担心的价值的失落，完全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