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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
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
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诚
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
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
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可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
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一个国家
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
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
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大多,
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
果真如此的话,未来 50 年到 100 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
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
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他说,只有买卖才会有
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
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
买卖的障碍大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
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
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
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
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子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
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
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人。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多样化,有
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
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
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
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
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 7 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
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
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 6 点到 11 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
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
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
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是消除
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
献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
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
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
精神。再有,市场中的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
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
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
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
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
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
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
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
正原因。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
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
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
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
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小结: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
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
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35.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有一位朋友是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致力于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幸福”。这个说法原出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对于道德的解释,现在常常出现
于政治家的口号中,因为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是不
可能的,那么多数人的幸福显然比少数人的幸福更好,而且更多的幸福也应
比较少的幸福更好,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天经地义地应该是
我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仔细一想,这种看法有两个根本性毛病。第一,每个人很自然把自
己置于“最大多数人”的行列之内,但万一自己沦落为少数人就难免陷入悲
惨的境遇。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的或许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也有一个较好的
生活条件”,而不是只讲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顾其他人。类似地,历史上阶
级矛盾总是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多数人,然而我们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和统治少
数人来代替它,因为只要有被压迫的人群存在,任何人也难免有朝一日不知
什么原因忽然变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在阶级斗争主宰一切的年代里,我们
总以为反革命只是一小撮,斗倒了他们才能保证多数人的幸福。可是到后来
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被揪的危险,这才醒悟到不保护少数人是错误
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才是具有
宽广胸怀的革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可是不制裁少数真正的坏人又不能保护
好人,问题之难就难在这里。
其次,所谓“最大幸福”,只有当幸福的大小可以比较时才有意义,否
则无从比较何者更为可取。例如美国实施个人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累进税率
越高则越不利于富人,而较有利于穷人。极高的税率可以消除一切贫富不均,
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不利于富人,而且对一切人不利,
因为它断了一切人改善自己境地的希望。那么究竟多高的税率能给人们最大
的幸福呢?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最
高税率达到 90%,以后多次降低,1988 年降到了 33%,最近克林顿政府在
酝酿增税,可能又要上调一些。经济学中的严格推论无法证明不同人之间的
幸福可以比较,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感是否可比都还是一个问
题。如果幸福可以像称蜜糖一样比较大小,上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可是幸
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
经济学假定人们倾向于更多的物质享受(包括服务)。换句话说,在其
它条件相同时,人总希望更多的消费。在市场经济中金钱可以购得各式各样
的消费,于是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