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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恕！�
这是你的复活节。耶稣可以复活，人人可以复活。
“有这个必要吗？”你问自己。你不敢肯定。已经化为齑粉的，有必要或能够再拼凑和粘合成人形？已经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的，能够重新走上历史的前台？已经又倒又臭了的，能够重整旗鼓？
你已经很平静，很踏实，很幸福。
莫非历史能够这样轻率，能够这样水性杨花，朝三暮四，视人的命运如儿戏？
而且一周以后就收到了几个老友的信：
“我向你报到……”
“致以马特洛索夫的敬礼……”
“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而又飞回……”（写信人改了《茶花女》《饮酒歌》的唱词。）
“我们的心不老，我们的灵魂里没有起皱纹。”（出自苏尔科夫的诗？）
许多年前，这里说的是一九五三年，举行过一次马特洛索夫夏令营，在王蒙著《青春万岁》的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夏令营，王氏《青春万岁》的原稿上曾经特别标明：“谨以此书献给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为此有过好友提出，这样写不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就让我们假设，“季节”和“后季节”系列里的钱文，也有过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经历吧。当年十几岁的孩子，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经是四十郎当岁了。在二十多岁的风浪里骤然失去的一切天真和美好，陡然又是涌了回来，接续着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记忆。
……之后是梦一样的日子，云一样的日子，在年龄与心情已经忘记了梦，已经拒绝了云以后。这好比一个牵强的童话：一个人刚过了二十岁就到了三十岁，过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惊叹不已，怎么？都三十了？就是说再没有十九岁、二十岁、十几岁的日子了么？十九岁和二十岁的日子是有过的，二十三岁以后呢？二十三岁以后的日子哪里去了？从三十岁又转眼跳到了四十岁。过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你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尽头，人生的真谛不就是对于少年意气的嘲笑么！所有的天真，所有的一厢情愿，所有的美梦都会变成你欠下生活的账务，你必须一笔笔全部偿还或者加利息偿还。当然，你从此乖乖的喽。又过完了四十五岁生日，一样地苍凉，一样地潦倒，一样地困惑，一样地无可等待地等待着，无可盼望地盼望着，你总相信你在盼望着什么，仍然总相信你在等待着什么。前面一定会有点“什么”，所有的信念和光明不可能一下子从此无影无迹，正如它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地不留遗憾地大功告成。也许人生本来就是就会如此，不是说人生一定要有个什么逻辑，生与死压根就不归逻辑学管。不合逻辑地活着吧，不合逻辑就是人生的逻辑。就这样无可无不可了，想开了彻悟了平和了也无所谓了。忽然，又是未必合乎逻辑地，人们确认你拥有了自己的与二十一二岁并没有断开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就是说正是十二分地青春的时候突然你不能再青春，你突然失去了青春；而在青春成为往事以后，你得到恢复青春的许可。那失去多年的壮志豪情，书生意气，前程似锦，灿烂光明又回来了吗？你在四十五岁以后重新得到了二十四岁，这是奇迹还是轻佻？就是说又承认你是什么光荣伟大的什么什么的一分子啦。然后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老同志老上级老同事的信都来了，他们的来信就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这些对于你重于泰山的事情，对于主事者，对于大大小小的上帝们，实现起来其实轻于鸿毛，不过是两句话的事，不过是选择一个动词——是改正而不是平反，是扩大而不是错搞，不过是一点点远远算不上什么的手续——过场。与惊天动地的反右派斗争相比，这改正是何等地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乃至草草了事呀。虎头蛇尾，人做什么都难逃虎头蛇尾的规律呀。
仍然有幽默，说是江南的一个省份有许多早已打发到了乡下的干部知识分子急于回城，然而已经找不到他们的档案，无法证明他们是或者不是右派。甚至于也许他们是因为偷窃或者因为流氓作风即与异性睡了不该睡的觉才被筛下去的，据说也不排除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为了积极带头才在务农最光荣的口号下自愿申请下乡者。现在呢，政策只偏爱右派，右派是可以改正与回城恢复干部或者教师之类的身份的，有的地方规定虽然不能补发工资却可以给几百块钱的安家费。在国家尚十分困难的时刻，哪儿有这样的好事！那么，所有在农村吃够了苦头的原国家干部，大家都说自己是被错划的右派。何以甄别之？于是该省采取了由两名已确定身份的错划右派提供证明的方法，人们说，两人介绍，上级批准，才当得成右派，与加入光荣伟大正确的最好的组织的手续差不多。中国人都是好面子讲人情的，朋友有难找上来，你怎么能不给他一个右派证明？估计由于情面而混入右派队伍的也不是没有。
然而这终究是好的啊，生命的杨枝净水洒下来了，捉弄和玩笑结束了，失去了的都又回来了，除了青春，除了时间，除了萧连甲和廖琼琼……还有鲁什么来着？你已经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他们确实已经实现了“除名”。“除名”，这两个字用得真是清洁卫生，冷静理性，像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的一种小手术。“开除”，好像是摘除某个坏死的器官；而“除名”，则好比是点掉一个痦子或者削掉一块脚鸡眼。然而毕竟岁月还不算太久，毕竟你钱文还有米其南等等还活着，毕竟还有没死的人没死的心没死的梦，毕竟还有邓小平，不管你怎么说继续批邓。你毕竟并没有《天方夜谭》里的那个被置放在瓶子里的魔鬼的心境，等一万年也罢，十万年也罢，一百万年也罢，你只有感谢那位善良的渔夫，绝对不会把渔夫吃掉。何况，改造来改造去，最大的发现最大的体会最大的反省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你其实曾经，不是也毫不含糊地热衷过把你心目中的魔鬼置放到瓶子里边去吗？
于是非常快乐，一种包含了而且跨越了悲凉的快乐，一种再也挤不出泪水来的微笑。于是，你回到了最初的地方，以青春和革命的名义，以不应该忘却的往事的名义。二十多年前同样以这样的名义把一些人摧毁。
于是计划了这次聚会，这次证明青春和革命确实曾经与你们同在，而且很可能或者已经再次与你们同在的聚会。
是一九七九年的盛夏，是断断续续阵阵雷雨的一天。由于阴云，天色擦黑得早。盛暑酷晒与随后的雷雨带来的些许清凉交织在一起，一阵热蒸气和一阵凉风交替抚摸着面孔，人们呼叫着真热和真凉快。当年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青年团和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的干部，后来的二十年至少是十年当过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保皇派、牛鬼蛇神，至少（这里有一个温柔的说法）叫做被冲击（最好是冲激，像是一种类似冲浪、冲凉和吃冰激凌的爽快的享受）过的中年人们突然又像孩子一样地聚在了一起。你们各自带来了果料面包、香肠、烙饼、炒鸡蛋、火腿、馒头、油条、肉松、豆腐干，你们完全共产主义地或者如林彪所说是公产主义地你吃我的我吃你的，而且都认为别人带的东西比自己的好吃。你们叙述自己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十多年来的经历，与其说是在讲自己的苦难不如说是在讲自己的奇遇和趣闻，笑声和眼泪在一起，饱经劫难的沧桑感与仍然年轻如故的童心混在了一起。最最光明的往事的回忆与最最荒诞的经历的回味混在了一起。
一个混血儿讲了她的最最奇妙的故事。她的妈妈是加入了中国籍的德国人，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到了延安。“文革”开始以后，她家的电话被拆走了，有人找他们就打公用电话。一次是公用电话传呼找她妈妈，她妈妈急急忙忙跑下楼去接电话。下楼以后发现自己忘记了带传呼纸条，那纸条上写着对方的电话号码。于是德裔中国老革命家在楼前喊叫，她打开窗子以后知道是怎么回事便把纸条向楼下扔。传呼电话的纸片在空中飘飘悠悠，一个小脚侦缉队员（街道积极分子）看到了此情此景，认定那是敌机空投下来的密电码，便跳将起来与她妈妈抢纸片。两个女人都已经六十多岁了，比赛旱地拔葱式的就地弹跳功夫……此起彼伏，引起了围观。话没有说完已经惹得大家笑得趴在了地上。
另一位学俄语的老友讲他在“文革”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