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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做学问啊！
清明节，费孝通回乡访问了松陵和盛泽镇，走访了苏北的盐城、阜宁，浙江的宁波；台州、临安等地；考察这些地方近20年的小城镇建设的状况。这一年，他在外地调研了107天。
尾 声
费孝通虽然年事已高，可他的心时刻关注着天下大事。“9·11”事件爆发后，他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9·1厂事件对他震动很大，他觉得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态的发展使他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他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他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2003年春天，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费孝通忧心如焚。他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家人：伊拉克怎么样了，战况有什么新进展吗？他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看很多书籍和《参考消息》等报纸。他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看到屏幕上出现受伤的伊拉克儿童在哭泣，他心如刀绞。他觉得平民的伤亡太残忍了，手无寸铁的平民是无辜的。他对我说面向21世纪，我们更要讲道德准则。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整个世界的主流中，“天人对立”论的影响越来越普遍。在今天世界上那些以暴易暴的做法，还是在起作用。备受具有征服世界野心的势力的青睐。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学家反思说，在我形容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20世纪，人被从狭小社区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逐步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从一种制约进入另一种制约的过程。
地球上势力的不平衡，当然还是人类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必须承受的负担。更值得关注的是，那种以“己”为中心来看待人，以“天人对立”论来看待世界的看法正在逐步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面对的广个新的挑战：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做出贡献？我相信社会科学要务实求新，我们要讲天人合一。
人类进入了21世纪，世界碰到了文化融合问题，不同的文化要碰头了。在文化的碰头会上，不同的文化如何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开拓与其他文化相处之道，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人合一论有别于西方的天人对立论，有助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防止人类在文化冲撞中同归于尽。
费孝通的桌上摆着《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书籍，他特别喜欢看钱穆、陈寅恪和冯友兰写的书，体会冯友兰讲的境界那样的精神世界。近年来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自然科学如何服务于人类，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考。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应该得到纠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要讲究权力与公正。
2003年是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清明时分，他又来到了苏州，在吴江、太仓、昆山、常熟、张家港等地转了一圈。今天的苏南地区已经今非昔比，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他的心比吃了蜜还甜。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费孝通就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解放以来，他把全部精力放到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上；改革开放之后，他更像一匹骏马纵横驰骋，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1979年他应聘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柯明斯讲座和加拿大圭尔大学客座教授；
1980年他荣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
1981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他被授予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87年他获得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奖；
1989年他被授予香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93年他获得日本福冈该年度亚洲文化大奖；
1994年他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
1998年他获得霍英东杰出奖。
费孝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诗句既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他几十年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
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研究人的，人是个最难研究的对象。因为人有灵，有慧。做学问贵在神游冥想，费孝通身上有着灵慧的涌动。他从田野走来，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人类学调查方法被称为田野调查，就是说调查者一定要进入到实际现场并且至少在那儿呆半年以上，他开创了本土人研究本土人的先河。
他向田野走去，走在乡间小路上，稻谷飘香使他心旷神怡，桑梓之情使他如痴如醉。当年他戴着博士帽从泰晤士河畔回到祖国刚刚半个月，就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他的目的是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现在他是一位白发学者，仍然关注田野，心系百姓。他是90岁的年龄，80岁的体能，70岁的思维，60岁的心态。万水千山行重行，他像一阵清风，吹走了人世间的浮躁和虚荣，把扎实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田野上。
领先国际是我的梦想
■ 程 青
1
坐在我对面的吴国光先生沉静、质朴，与我想象中的专注于学术和研究的科学家十分吻合。他曾任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现为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质量控制实验室主任。他是我国著名的输血医学和血型参比学专家，也是中国现代血型和输血医学参比学术以及组织配型质量控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输血医学、免疫血液学、免疫遗传学和血型参比学等专业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他中国输血医学界首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吴国光长期从事输血医学和血型的研究及应用工作，是我国疑难血型抗原、抗体标本鉴定的专家，在输血医学领域的科研、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许多学术成就应用于临床，挽救了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
2001年5月，深圳。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有一位61岁的病人患少见的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疾病复发而住院，出现严重的贫血，血红蛋白低至每升30克左右，危及心脏功能，病人急需输血治疗。但病人一输血就有反应，极度难受，随后高烧，而且出现血红蛋白尿。求助的电话打到了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打到了吴国光的办公室。他和同事们连夜对病人的血液进行研究，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检测技术进行检测，终于发现病人的血型极为特殊和罕见，她具有在中国人群中首次发现的’Dieso（b）阴性的血型。这也是吴国光从事血液研究30多年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中国人。更令他惊奇的是病人的血液中同时含有抗Dieso（b）抗体和抗Jk（a）抗体，造成了病人的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吴国光查遍各种文献，世界输血史上还没有相同发现的报告。病人只能输入与自己的ABO血型相同，并且必须是Dieso（b）阴性、Jk（a）阴性血型的。血液，才能避免出现溶血反应。而按理论推算，在中国人群中，6万至7万人才有可能找到一位与病人同样血型的人，要采集这样的血液在短时间内显然不可能做到。他检查了病人的子女和亲属，竟然也没有一个遗传相同的血型，输血治疗成了一个难题。
吴国光想到了寻求国际合作。他将病人的血液送到他在美国工作过的国际著名的东南威士康星血液中心作进一步核对，美国的同行证实了他的发现，并协助他在美国寻找可供病人输入的血液。但美国人几乎百分之百是Diego（b），阳性血型，整个美国稀有血型血库中没有找到合适此病人的血液，美国专家建议吴国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在全球范围寻求援助。
病人的家属万分心焦，她的两个女儿都从美国赶回了深圳，守候在母亲的病床边。她们得知鉴定结果后，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血液中心求助。吴国光通过血型人种分布分析，日本可能有此类血型的血液。患者的女儿马上通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