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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湖边凭吊妻子的亡灵，八年来从未间断。他站在太湖边，久久地凝视着湖水，表情凄然。女儿宗惠和女婿小龙分别站在他的身旁，宗惠的手里捧着一束黄色的康乃馨。
他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
女婿小龙刚见到岳父时，觉得他很威严，有点害怕他。日子长了发现岳父是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岳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健康长寿对国家有利。自己应该为岳父多做一点事情。1990年，小龙为岳父当秘书，他人聪明。点子多，组织能力强，每次岳父到外地搞调查研究，他都帮助找材料，对外联络，并为岳父策划出版了15部文集和画册。
过去，费孝通自己睡在一个房间，小龙夫妻睡在一个房间；有一次，费孝通半夜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小龙夫妻心疼得了不得。从此每天晚上，都是小龙陪着岳父睡觉。岳父半夜起夜，他连忙爬起来扶着老人去洗手间。岳父翻个身，小龙也会在睡梦中腾地一下坐起来。费孝通感动地说：“我这个女婿啊，比儿子都强。我女儿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找了一个好女婿。”
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在蜜月旅行中翻译完了《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妻子去世后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回到开弦弓村养伤，把书稿也带了去。爱妻的突然去世使费孝通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临走时把一大堆手稿书籍落在了姐姐家，后来，他到处找这部译稿，却横竖找不到。
解放以后，姐姐到北京看望弟弟，把这堆旧东西捎给弟弟，费孝通顺手把它们放在民族学院办公室的书架上了。“文化大革命”后要搬家，人家把书架上的书送到了费孝通的家里。看到这堆书上面落满了灰尘，费孝通顺手又把它们放在了旮旯里。一天，宗惠在家里整理东西，突然发现了这部译稿。她急忙掸掉上面的灰尘，拿到爸爸面前：“爸，这是什么，有用吗？”
费孝通接过一看，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你从哪儿找到的，我找了它几十年了，它是我和你同惠妈妈一起翻译的书稿。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宗惠亲昵地搂着父亲说：“爸；还是女儿好吧？这么重要的东西您随便乱丢，多亏我吧？”
费孝通用手指弹着女儿的头：“我啥时候都说女儿好，你的两个孩子我也是更疼外孙女！”
在姥爷的影响和父母的教育下，宗惠的两个孩子也事业有成。女儿张勤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现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习计算机信息管理。儿子张 从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留学，现在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费孝通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都要看报纸和《新闻联播》、《国际要闻》，从国际大事看中国、看世界。“9·11”事件发生后，他一连三天没有睡好觉。他觉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文化还是多元的，人与人相处要建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恐怖主义是要遭到世人声讨的，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去打一场没有目标的战争也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小民族需要我们多多帮助。民族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南联盟的战争说到底也是因为民族问题，中东、印度的焦点还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今后的发展。费孝通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他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和黎王、苗王、瑶王们关系都很好。
费孝通一生尊敬老师，尊重妇女。他和吴文藻、冰心一家感情颇深。费孝通和杨庆塑都是吴文藻的学生，一天，杨庆 夫妇从海外回国探望恩师吴文藻，冰心高兴地设家宴款待杨庆 夫妇和费孝通一家。孟吟看到冰心在厨房里忙上忙下，便戴上围裙弹奏起锅碗瓢勺交响曲。孟吟的烹饪手艺极佳，不一会儿就帮着冰心做了一桌好菜。席间，孟吟剥了蟹黄夹到杨庆塑夫妇的碗里，宗惠和小龙也礼貌地给长辈敬酒。冰心得知杨庆 的儿子娶了个洋媳妇另立门户居住，而费孝通一家却儿女绕膝，颇有感慨。冰心的小说《空巢》里的主人公，就是以费孝通和杨庆 为原型写的。
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捐赠前我想留下一些书给我的学生费孝通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费孝通本人来挑选。”
当冰心把丈夫的这个决定告诉费孝通时，费孝通的心情很激动。他知道老师遗嘱的分量。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就是书吗？先生允许自己先去挑选书，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费孝通在吴文藻众多的书中挑选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引论》，一本是《论城市》。他之所以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他要把这两本书作为纪念，永志不忘。
在民族学院居住期间，他和冰心家住的很近。一天，他正和友人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到冰心摇着轮椅走了过来。他立刻绕到了马路牙子上缓缓而行。当冰心经过他的身边时，他以恭敬的目光注视着冰心，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费孝通很重感情，当年王同惠遇难后，费孝通把妻子的遗体埋葬在广西梧州西山公园的山冈上，还亲手撰写了碑文。抗战时期，一位叫做张文芬的女士在山冈上行走，由于劳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敌机前来轰炸，震耳欲聋的炮弹声把她惊醒，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里面有尸骨，尸骨旁有一个倒了的石碑。她扒掉浮土，定睛细看，石碑上竟然刻着费孝通的名字。她被费孝通撰写的情真意切的碑文深深地感动了。她觉得是王同惠的亡灵在保佑自己，使自己能在敌机的轰炸面前虎口逃生。为了使尸骨和石碑免遭涂炭，她用云南的红土把尸骨和石碑掩埋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块石碑被梧州的一个中学老师发现，他看到碑文后明白了原委，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石碑树立在金秀广场。后来，王同惠的尸骨被火化了，骨灰撒向了大地。费孝通在北京八宝山为王同惠建了一个墓。每次去凭吊同惠，他都觉得她没有死。她只不过是在这里寂寞冷落地睡着了。
如今，王同惠去世68年了，费孝通一直很怀念她。王同惠家没有男孩儿，把一个堂弟过继到家里。这个堂弟叫做王嘉儒，费孝通全家一直和他有来往。费宗惠至今仍然管王同惠叫做“同惠妈妈”。
一个男人能够这样深情地去爱自己早巳去世的妻子，并且整整爱了近70年，王同惠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费孝通的一生遇到了两个好妻子，他和王同惠志同道合，是事业上的知音。王同惠像一个设计师，描绘并推动了他的社会学事业；而孟吟则像一个营造师，帮助丈夫实现了毕生的志向。如果没有这两个女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费孝通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
老骥伏枥，志在富民
费孝通毕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富民。他在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调查农村是他的学术起点，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后来，他提出了工业下乡，指出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他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当小城镇建设处在高潮，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后，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出贫困，他的目光又瞄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安居乐业上来。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几年前他过生日，我们到家里看望他。一进门，发现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今后我要多走一些贫困地区。”
90年代初，费孝通在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的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再也没有比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令他开怀的事情了，他仿佛沉醉在陈年老酒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些日子，他如痴如醉地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好像是一只章鱼，触角敏锐，预感到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