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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定位的争论，深刻地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华政策方面曾进行过几次大辩论。40年代末开展过“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60年代末又对是否承认中国以共同抗苏进行了辩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开展了一场新的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发展中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何种地位。
学者大讨论
著名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哈里？哈丁在其《脆弱的美中关系（1972—1992）》一书中提出，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由于美中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外交取向、地缘战略方面的差异，中国对美国来说既非敌国，又非盟国。基辛格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正处于转型时期，国际上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关系结构还没定型。观察与处理美中关系，应立足于全球战略均势和亚太安全结构。中国的强大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1996年6月8日，基辛格在洛杉矶《国际日报》发表《美国如与中国为敌是制造政治自杀》一文。他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亚洲市场对美国经济是绝对重要的，试图扩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与中国为敌是制造政治自杀”。
美国经常刻意渲染中国军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即中国军队人数最多，但美国人却十分清楚中国的军事力量比美国等世界先进国家的军事力量至少落后15—20年。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中国的军事能力非常落后。它虽然拥有300万兵力，却几乎没有接受过打现代战争的训练。尤其是，中国军队的能力很弱，不用太担心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中国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前太平洋部队司令马克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他一辈子都不会认为，中国会对美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构成威胁。现任美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国在军事上构不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过许多年后才能对美国力量形成重大的挑战。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原则问题、要害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战略问题，它从属于美国的对华战略。20年前，迫于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美国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部分之间选择了大陆，选择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放弃了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冷战结束后，美朝野一些人借故世界战略形势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两部分的变化，企图改变战略选择，即：既要大陆，又要台湾；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实际上在很多政策行为上鼓励和帮助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政府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飞机、1994年“对台政策调整”、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春向台湾地区派遣航空母舰。2001年春允许陈水扁“过境”访问、出售一大批先进武器给台及布什会总统表示将“全面协防台湾”等，都是在这一战略调整背景下发生的。
美对华的“接触、遏制”的双重战略是一个处在过渡时期的战略。美国尚不能最终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下的美对台政策也就成为既要利用台湾防范、牵制中国大陆，又要使其不损坏美中整体关系。由于美中关系的性质的短期内难以根本确定下来，美对台政策的摇摆状态仍会持续下去，台湾总是会仍然不断地对整个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甚至形成危机。
冷战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是美国单方面的行为所造成的。这一对立表现在美国对中国及其政权的认识，对中国的基本态度。
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大体上从两方面谈论中国和美中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谈到中国政府、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时，往往抱着攻击、指责、批评和敌视的态度。这种意识在美对华关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美国政府、国会、新闻媒体等从不掩饰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一点在冷战之后有加强之势。
“人权”也是外交牌
冷战后总体上不是一个对抗的关系，或者说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但在局部上，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采取了对抗的方针。从1990年至1997年，美国连续8年在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起攻击，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1998年为克林顿访华制造缓和的气氛，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曾放弃了当年的反华提案。1999年4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又以“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为由，重新提出了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从而再度引发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内取缔大卫教派等邪教组织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居然攻击中国取缔邪教“法轮功”是扼杀宗教自由。
对于中国打击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美国朝野也攻击为“压制人权”。而美国西藏问题专家梅尔文？戈尔斯坦却在有美国务院官员参加的讲座上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美国利用西藏问题反对中国，是作为其遏制中国总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7年开始训练西藏流亡分子，在美科罗拉多州和尼泊尔边境的营地训练流亡武装分子。美国政府还通过移民、奖学金形式，为达赖集团培训人才，提供人力支援。1992年，美移民局宣布准予1000名流亡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人移民美国。冷战后，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其官方传媒，声援达赖集团。“自由亚洲电台”从1996年12月1日起直接用短波向西藏进行广播。美国还在政府内设“负责西藏事务”的官方高级职务（2001年，布什政府任命一名副国务卿担任这一职务）。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反映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中美两国的人权观不尽相同。中国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批评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和对中国施压的做法。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在人权和民主化方面已经发生的显著变化。美国政府也不去向美国人民充分介绍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而美国及西方媒体则更是从对中国的偏见出发，经常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不真实和不客观的报导，甚至“妖魔化”中国。
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决非美国某些人所标榜的那样的是“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而是以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明了这一斗争的实质：“仅仅遏制中国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颠覆中国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
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战略和安全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和核心方面。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对付共同敌人的战略合作关系。冷战后，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歧比冷战时期大为上升，但决定冷战后中美关系性质的仍是两国关系中的战略和安全方面。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一超地位，使21世纪成为“美国世纪”，要确保它在全球和地区的主导地位并防止任何地区大国的兴起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要求建立以西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