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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 （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到：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在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就在笔记中写到：“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7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想像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3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暴虐的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正因为这一切，《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的说法，直到70年代中后期之前，很多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五
《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的不同！
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 （“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惟一共同确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
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下去。”这虽然只是 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
六
同样耐人寻思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 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到：“对事件感到绝望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中来。
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医生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塑造”，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李尔所做的一切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使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历史的荒谬和可怖。
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