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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天起，医生还增开了中草药；我只有给医院代煎，十块钱一剂；说好两个小时，可到了晚上九点时，才有个老妇人慢腾腾地挪着碎步过来；打开罐子一看，清淡的浅黄色。
“那么多人，哪会给你小火慢慢熬啊？时间短色泽清药汁淡，药力根本没出来嘛。”孙大爷已深知煎中药的要害。
无奈之下，我又拔通了咪咪的手机。
“我把药拿回家？那不让我爸妈知道了？”
我问她能不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煎。
“别的地方？去哪啊？有谁愿意把药罐子往自己家里拎？多晦气啊！不行不行！”说完她就匆匆挂线了。
一个人闷坐在楼道口发愁，突然黄医生从值班室出来了，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资料显示指标上升明显减慢了，再坚持两三天应该基本稳定了；要是有所降低，一切就有望了！”
他的话毫无疑问地让我自入院以来第一次从内心感觉到了希望。每天早晨称体重后，虽然我也和程刚一样瘦了几公斤，但是如果可以交换，真的希望我的体重下降，能抑制他的病毒上升。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欣喜地道谢。
“不用客气，做医生的，只有看到病人好起来，自己才舒坦啊。”
在医院里，每次他都会叮嘱我别太累了，注意休息，身体健康要紧；黄医生总让人觉得亲切安慰，让人心里踏实。
“咦，该喝中药了吧？家里多远？药好煎吗？”
“嗯……还好……”一想到这个我就为难了，答非所问。
“要是不方便，就拿到我家去煎吧，就在后面的家属楼。”
“不，不用了，怎么好麻烦您呢？再说这些药罐药渣的。”我想起咪咪的话。
“没关系，我们不迷信那个，人一生谁没个病痛的？就这样，把药给我吧。”
6
第二天午饭时，滴着白蛋白的孙大爷正在讲述前一天爬山的感受，一股浓浓的药味伴着清香飘进来，接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进来了，我接过其中一个贴着“516程刚”的罐子。
“饭后半小时喝，别怕苦啊。年轻人，吸收快，很快就没事了。”
阿姨慈祥地看着床上的程刚嘱咐；又将另一罐药装好，一边同孙大爷说笑：
“老孙啊，前两天不见你，又溜回花果山去啦？水帘洞修整好了？”
“观音菩萨不在，没人念紧箍咒啦！” 孙大爷坐起来打趣，“哎，这把老骨头，再不活动都生锈啦。不比年轻人，来日方长，大好前途啊。”说着，孙大爷把头转向因为肝炎反胃恶心难受发出呻吟的程刚。
“还没有哪个病房的人没喝过千手观音煎的药呢！”孙大爷又说。
“女儿今天没送饭来啊，老甘？”观音娘娘问向里侧躺着只留积水袋在床沿的老甘，他除了发出自暴自弃的唉叹声，没有了昨天城里人的尊贵派头和吆三喝四指手划脚的神勇。
昨天下午，大肚子的独身女儿一来就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老甘这就活现了，要上厕所，女儿挥手一指那个跟在身后朴素腼腆的老妇人：
“你扶我爸去厕所，药瓶举高点啊。”
这是老甘的亲家，丢下乡里的农活，来照料即将生养的城里媳妇。
女婿堆着笑脸站在女儿身后，一手握着女人的手，一手扶着女人的肩，唯唯喏喏地对老丈人献媚。
老妇人费劲地将药瓶举过头顶，仿佛立于一堆枯黄的高梁杆下；她将药瓶挂好后关上门在外等，完了又举着药瓶将老甘扶上床；早已“自力更生”的老甘这时又眼巴巴地望着女儿。
“你去洗手，记得消毒啊，再把苹果洗干净，给我爸吃。”
于是老甘“父以女贵”的地位和尊严陡生，俨然一位功高盖世的威严元老：
“把那毛巾也洗了给我擦手。”
吃完东西后，隔三岔五才来一趟的女儿不热不冷地看一两眼躺在床上枯瘦的老爸后，就端上“老佛爷”的尊容在“小李子”的扶持下走了；也没几句热心话，老甘也习惯了。
据说十年前他爱人因肝癌去世了；得知他也感染了肝炎，女儿从此就不再和他一起吃住。长年久月的住院，明明是单位的医保，女儿嫌他浪费钱，非说在耗她妈留下的遗产。他对一切都无所谓，平常有人和他说话也愣着脸，懒得搭理；有时挨不过孙大爷的情面，才有气没力地回应：
“我呀，有什么好说的，早该死了。”
所以有好心的护士对他特别细心周到；也有的看不惯他的阴阳嘴脸，要换药水或拔针头了，听到警铃也姗姗来迟。
我像前一天一样，久久地站在楼道口相同的位置一再说谢谢：前一天是左右为难又无可奈何地目送提着药袋快步远去的黄医生的背影，这一天对着观音娘娘迟缓却温暖的背影。
那天我才知道观音娘娘就是黄医生的母亲。
7
“圆圆，你再不回来，你爸可就找到医院去了！这孩子！”
“嗯……好，就这两天吧，我抽空……一定……”
上次咪咪拒绝煎药，无奈中我和母亲说出了实情，母亲每天数次打电话来；有时我怕爸妈担心，有时怕程刚敏感，很多次都没接。有时他就问是谁打的，为什么不接，我轻松地说不理它；渐渐电话一响，他就会警惕地盯着我。
我坐在病床前，想起早上护士收回便壶和容器时说程刚已经度过危险期了，沉沉地闭上了眼睛，做了个深呼吸，舒畅了些；也想回家去好好洗个澡，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再说我也了解父亲的脾气，身居高职的他本来就不满意程刚拖累了我。
“12号程刚体温多少？”
一上午我都在想找谁来看护他，回家后怎样才能脱身，直到护士来，这才知道忘了给他量体温。午饭后，我又打通了咪咪的手机：
“自由女神，你下午能不能来一趟医院啊，我有点事，要……”
“不行啊，下午我约了阿志啊。”
“阿志又不是别人，一起来吧。”
“你是不是在医院呆糊涂了？让阿志知道我哥得了乙肝？早一脚飞了！”
“有那么吓人吗？”
“哼！我有个高中同学，高考分数超出本科录取线几十分，结果新生体检时查出乙肝来，还不一样退学了？”
“现在没那么严重了；再说，是你哥又不是你。”
“那……那我要是去了医院，保不准不传染啊。万一……万一我哥……我爸妈怎么办啊？你忍心吗？”
“不至于吧，我天天都在这儿呢。”
“你不一样嘛，你们俩啊，那是白头偕老，生死与共呢。”
“医生护士多少年了，不都出事啦？再说我就回去一晚，明天就来了。”
“要不，你就干脆找个陪护吧，住院那么多钱都出了，这点钱给不起啊？”
什么话？谁跟谁啊？
我整个人蔫了下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开始滋生。当他又要去厕所时，我一直心不在焉，想想不用再端着便壶了，自己又浑身疲乏，便让他自己去了。这是入院以来我第一次没陪他去厕所。
接下来我们都很沉静，表情木讷，谁都不说话；孙大爷随着化疗的嘀嗒声，有节奏地发出唉哟的呻吟声；病房里没有一丝风，连少得可怜又不被重视的空气也仿佛和药水一起滴到血管里了，在人体里融合，最后和人体一样变得庸懒，疲于出没。
一切显得有些窒闷和浮躁，又沉重得充满了恐怖和郁闷的气息。
“快叫护士啊！”
呆坐发闷一个多小时后，突然听到他的吼叫声。
我猛地转过头，他正两目圆瞪，而警铃的按健就在他右手上方的墙壁上，稍抬手就能触到。这粗暴的吼声和电话里咪咪的话立刻同时激起了我这些天来满腹无处倾述的担忧，还有恐惧、劳累和愤怒，一齐到来，迫使那根委屈的弦瞬间崩断：
“按键就你手边，自己不会按啊？”
“想谁呢？失魂落魄的！”
“都累成什么样了，我能想谁呢？”
“快啊！血都回出来了！”
这时我才转眼看到输液管里全浸满了血，药瓶已经吊空。被他这粗暴的吼叫，弄得我顿时慌了神：想叫护士，可我的脚还搁在床沿上，怕来不及；想去按住管上的活动卡，又没有十足的科学把握；想直接换瓶药水，却没有消毒液；一时间手足无措。
情急中我猛地直起身子，伸手去按警铃，承载着全身重量的膝盖一下跪在了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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