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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景之治
刘邦的儿子文帝和孙子景帝统治时期，由于社会稳定，广大农民积极生产；也由于他们父子进一步改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由恢复而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安定，物资丰厚。史称此时为“文景之治”。当时的主要社会政策有五项：贵粟政策 “贵粟政策”是文帝时的政论家晁错提出来的。晁错指出，商人们坐列贩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而许多农民，则“卖田宅，鬻（yù育，卖）子孙，以偿责（债）者”。他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认为刘邦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至此时不仅已行不通，而且与社会的实际颠倒。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要改变这一情况，必须改变现行政策，制定新的政策。“贵粟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②实行贵粟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就是人民可用粮食向国家买爵位，也可以用粮食赎罪。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赋；商人要买爵位，就要向农民买粮，粮价也会提高。这样，国家有粮，“富人有爵，农民有钱”。有三种好处；“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①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卖爵令：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递增至五大夫（九级），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价一万二千石。五大夫以上，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为了北防匈奴，令为买爵或赎罪而入粟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这里的粮食足够五年之用后，再运至内地各郡县收藏。这项政策一实行，国家的存粮大增，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一度得到改善；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轻徭薄赋 文帝实行“贵粟”政策的当年，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减免田租：田租原为十五税一，今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次年，又全免天下田租。直至十二年后，即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才复收田租，以三十税一为制，直至西汉末年。二、减轻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岁纳算赋。原每人每年纳一算（一百二十钱），今减为四十钱。三、减轻徭役：民年二十三至五十六岁，服兵役两年。其他时间，原为每人每年在本郡充更卒一个月，今减为“三年而一事”②，即三年充更卒一个月。修“马复令” “马复令”也是晁错提出的。就是民家养马一匹，可以免三人的徭役。③这是一项鼓励人民养马的政策。晁错说：“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④鼓励人民养马，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武备，以准备打击匈奴。惠商政策 文帝还变“抑商”政策为“惠商”政策。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①，就是取消在关口津梁处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和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商人们可以自由贩运，任意开山鼓铸，砍伐木材。这些措施实行后，商业和手工业都获得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的隆盛局面。这项政策对于劳动人民也有好处，人民可以进入山泽自由樵采、捕捞，以补助生活。景帝时，“复置诸关，用传（zhuàn撰，信符）出入。”③主要是为了治安需要，对商人的政策仍在逐步放宽。但文、景时期，抑商政策中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④的规定一直未取消。废除肉刑 西汉初年，沿用前代刑律，用刑很重，死刑、肉刑使用较多。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他的女儿缇萦上书文帝，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自愿“为官婢，以赎父刑，使得自新。”⑤文帝很受感动，随下诏废除肉刑，将黥、劓、刖等酷刑改为笞或徒刑，对原有各种徒刑亦有所减轻。文帝死后，景帝即位，以为笞刑太重，继续减轻。还下诏强调：“笞者，所以教之也。”批评了滥用笞刑，对笞用刑具的长、宽、厚度及其光滑度都有所规定。
3。削藩
刘邦封“同姓王”时，诸王都还年少，王国的太傅、相国（丞相）主事，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还不太大；可是至文帝时，诸侯王的年龄已长，国势日盛，都成为雄踞一方的势力，有的还存有争夺皇位的野心，于是，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中央为加强集权，开始削弱诸侯王势力。《治安策》与《削藩策》 文帝时，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指出：现在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象一个人得了肿胀病，一条腿肿得和腰一样粗，一个脚趾肿得和腿一样粗，如不抓紧治疗，“必为锢疾”。他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①就是要将王国分割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文帝起初就很重视贾谊的建议，但有些犹豫不决；后来形势更加严重了，他才把齐国分为六个小王国，立齐王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立淮南王长的三个儿子为王。景帝时，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建议借诸侯王犯错误的时机，削减诸侯王的封区。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②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削楚王戊的东海郡，削赵王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卬的六个县。被削地之王，对景帝和晁错都很不满。平定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商邱），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就下令取消了诸侯王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又减缩王国的政权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改丞相为相，总掌王国政事；内史治民，和郡太守相同，直接听命于中央；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重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至此，诸侯王国虽仍存在，但和郡基本相同，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至成帝时，又取消内史一职，由相治民。王国相与郡太守相同①。王国除了还有一个无权干预王国政事的诸侯王之外，其他方面与一般的郡完全一样。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二、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的国势已相当强大了。可是当时有三大问题存在。一是诸侯王尚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在发展；三是匈奴不断入侵，两越不断制造事端，边境不宁。这三个因素促使汉武帝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1。改革中枢体制
建立中朝 “中朝”亦称“内朝”主要是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西汉前期，丞相都由列侯充任，位高权大。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权力，就重用身边的人员，于是尚书令一职日益重要。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官，为皇帝管章奏文书。此时，大臣们的章奏不能直接进呈皇帝，要先送尚书台（尚书令的官署）。武帝又选用一些有才能的士人为郎，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为“外朝”。从此以后，尚书台的权力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