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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很少有人五十多岁时父母双全的。”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没有去关注，我的父亲去世时，其实我才三十多岁，我三十多岁就成了“单亲孩子”，那种失落感，无从弥合。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一样。
我很年轻就失去父亲，是因为父母亲生育我生育得晚，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同，体会出的简单道理却是相当一致：“我们时常想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重现这一连串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占主角的那些人显然已不在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过很多记录片，或者说，先拍了很多记录片，再来集中拍摄那些剧情片。拍记录片，贴近现实，又远离荣耀。这也许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低调人生的基础。他说：“电影制作的含义不是观众，节目，评论与访谈。它意味着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意味着严寒，大雨，泥泞以及举着笨重的灯。这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差使。”
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至少他自己如此看待自己，包括看待自己的导演身份。当今世界的人都在瞩目电影之辉煌，他却说道：“我理解费尼里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电影厂里建街道，房子，甚至人造海，这样许多人就看不到导演工作的惭愧与渺小了。”
这会让许多艳慕导演冠冕的人吃惊：难道伟大的导演会认为自己的工作令人“惭愧”吗？
他不理直气壮，活在这个世上，他简朴，甚至心怀卑微。他看到的总会是：自己仅仅是在抗拒种种压力，“而其他人却在做真正的付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寻访旧地。他过去常想，到一个地方看到三四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的感觉，肯定美妙无比，世界变得完全不同，朋友们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那样做了，遇见一些老朋友，然后，他终止了这些动机，因为他又在“惭愧”了：他挺富裕，开着一辆好车，一生中总有一两次是很幸运的，但是他开车经过的地方，总是有贫民窟，住在那里的人们，一生连一次幸运的机会都没有，正在和将在贫困中终了一生：他们不幸运，着实使我感到惭愧。
显然，物质分配的不均，生命地位的差异，反映到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深化了悲哀抑郁。于是，他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1991）中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导致波兰的维罗尼卡在音乐会上心脏病突发猝死。另外一个维罗尼卡，法国的维罗尼卡，同样有着一副动听的嗓子，同样心脏不好，却似乎要幸运得多。可是，这也是一种假相：她遇到一个恋人，木偶艺人亚历山大，她以为，他就是自己的命运，她可以与他结合，然而，结局是，她离开亚历山大，破灭了爱的希望，回到老父亲的身边。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一身在波兰一身在法国的双重生活。看上去如同法国的维罗尼卡——能够感受到波兰的维罗尼卡——波兰的维罗尼卡只是歌唱，选择歌唱还是放弃歌唱，生病和死亡，不知另一个维罗尼卡的存在——如同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作为法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前身一样。他们互为复本，但是“复制版本”比被复制的版本拥有更多的故事——属于法国的故事：一个空雪茄盒，一根鞋带，一盘录有车站咖啡屋里嘈杂声音的磁带，还有一个男人，还有这个男人制作的两个偶人。
他是电影的牵线木偶，为了拍电影，从华沙来到巴黎。电影是一个造偶艺人，它塑造了两个基耶斯洛夫斯基，他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于是，“他的表情通常很严肃，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非常专注”，“他厌倦政治，还厌倦波兰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他不想成为波兰的偶人，但是他一生都是。他对此有所觉察，所以，他让波兰的维罗尼卡发心脏病死了。
国家的位置是如此分明，人的地位却又如此摸棱两可。1991年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十年前在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五年之后，逝世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生活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又是怎么样地同与不同？
基耶斯洛夫斯基明确表示，不喜欢“成功”这个词：“成功意味着得到我真正喜欢的东西，那才是成功，而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一般是得不到的。”他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电影吗？他说，不。“我永远不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遭受最多痛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最痛苦的总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出。”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
我认为，他真正喜欢的东西与这种痛苦相关。我们无从知晓他的痛苦所在，也就无从把握他的“最爱”。
在《蓝色》中，那个部分似乎跃出水面，闪现了一下，《白色》也是，《红色》也是，像一些爱情，开始，开展，然后很快就去到尽头；像一些理念，自由，平等，博爱，提出，进行，有显著成效，但经不起考验和推敲；像一种艺术，譬如音乐，不可或缺，但仅止是不可或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有很多，不止是艺术。
还好，我们不知他的“最爱”，便不知他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便不会把他作为“成功”的典范。
他因此而更加美好，不去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迷途。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不顾情面，冷冷地否定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冷冷地否定了人们关于成功的痴迷，关于成功的方法论。
他无聊地过着“天天面对同样事情的生活”。他生了病，死了。但他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必须谈论他的电影立场了，否则我们肯定知其不深。
《永无止境》（1984）上映的时候，“当局，反对党和教会，也就是当时波兰的三大权力，对它的反应都非常极端。我们真的感到被鞭打了一回，只有一个因素没有鞭打我们，那就是观众。”这种非常的经验，使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摄以后的剧情片时，一直试图与广大的观众相沟通。他把导演当作一个“不可能完全清白”的职业，这个职业要求他顾及自己和朋友圈之外的趣味。不一定是去满足，至少要去理解，然后再定位影片拍摄的方向。
显然，他拍的不是个人电影——电影其实有许许多多种。他不是那一类实验性人物，从拍短片和记录片时开始，他的作品一直都与“公众”发生着相当广泛的联系。那是他的“关系网”，不能破坏。他建立它，既不是“不拍任何电影”，不是“亲党的，亲俄的，亲列宁的以及亲军的”，也不是“有关爱情或大自然的”和有关“美的或丑的事物”的，而是“第四条路”——在“必要的限制和妥协”中产生的创新力和理解——一种“职业的游戏规则”。
由此出发，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了两种结局，一是很多观众受益于他的影片，另一个则是“公众审查”。前者常常是“你碰巧触及了某个人的命运”，感动了他们。后者常常是长久不改的观影习俗——“这种公众的审查比我们在波兰时所受的政治审查还要有更多的限制“。对他来说，可能前者比较多地发生于欧洲，后者比较多地发生在美国。
他终究是一个欧洲人，拍摄了在欧洲主流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电影。东欧与西欧文化的交互作用间，碰撞出诸多戏剧性的火光。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如果你是个天才，那么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伟大作品的诞生。如果你不是，那么只能导致浮夸，低劣，甚至更糟。花钱只能拍出自己适合自己或最要好的朋友看的电影。”
他的电影立场十分鲜明：不妥协于政治，但向观众妥协，不把自己看成天才，把自己的“受限”看作一种职业道德，不要个人至上，不追求单向度的艺术自由或探索。
他是一个职业而务实的电影导演，不被政治御用，也不自我崇拜；了解并尊重电影起码的游戏规则，不去破坏，只去遵守；被全世界接受的前提是，他多多少少有些压抑，为职业多多少少牺牲了“自由”。
比起周边的电影导演，他似乎格外看重影片的“构思”。那些构思，从《永无止境》开始，到“三色”为止，都有很强的冲突，很扎实的戏剧性，甚至都“生死攸关”。譬如《爱情短片》（1988）：一个年轻人知晓“生活的基本事实”里没有爱情，只有性时，企图自杀；想死没有死成的时候，他爱过的人迷恋上了他。譬如《白色》（1993）：理发师卡罗尔因为性无能被妻子赶出家门，偷渡回到波兰。发迹之后，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