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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书送我，要我好好看看，并且建议我闲暇时去泡泡酒吧、咖啡厅，体味一下小资情调，再回来修改这一章。“你去拉芳舍坐坐吧，温州的拉芳舍就不错。” 他说。
我真有点汗颜，作为杭州人，他知道温州有个咖啡厅叫拉芳舍，我却摸南摸北找不着。好不容易向我酒店的西餐厅经理打听到地点，便约了林虹、沈克成和金依诺三位老朋友一起去坐坐。我们一进“拉芳舍”的门，便有了走错地方的感觉，这里虽然装潢很洋气、有特色，可坐着的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少男少女，很少中年人，而像我们这样的老头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品咖啡、喝洋酒的人不少，可有一半人在吃扬州炒饭喝蛋汤呢！甚至还有人在啜螺蛳，螺蛳壳撒了一桌。后来我又去了其他的几家咖啡厅或西餐酒吧，情况大同小异，在温州，我找不到在上海衡山路或新天地的那种感觉。于是突然悟及，温州没有“小资”！
包晓光先生在他的《小资情调》一书中指出：“小资”是大学中有着浪漫情调的大学生、研究生，是大学毕业后到外资公司和其他待遇优厚的国营或私企工作的小白领，是都市中的单身贵族，是在网络上终日游荡进行情感冒险的另类，是靠某种自由职业为生的都市自由人，是自由度相对较高的记者、编辑，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类……
温州城市不大，大学屈指可数，且学校又搬到了郊区的茶山，没有多少大学生或大学老师去泡咖啡厅。温州又极少上规模的外企，世界500强更一个也未进温州，高级白领寥寥无几。温州的记者、编辑为数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闲暇时还去炒房或炒股。在商业氛围这么浓厚的地方，讲究实惠的温州人也极少沉缅于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在温州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他们会设法先去赚钱再玩艺术。即便是单身一族、丁克一族，在温州也从未能成为时尚……
所以泡酒吧咖啡厅的只是赶时髦的少男少女，或谈生意的中青年人。既然不讲究情调，也没有突然之间忧郁起来，便会想着啜螺蛳或吃甜饼，一啜螺蛳，小资情调便荡然无存。
那么，在温州引领时尚的是哪一批人呢？经了解我认为是以下三类人在引领着温州时尚潮流：一是华侨，特别是出国之后又回来投资或做生意的年青人，他们的服装、首饰和生活品位，总是温州年青一代效仿的对像；二是年青的老板或老板年青的太太。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好，特别是老板年青的太太们，还拥有时间，她们可以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三是从城市来的为数不多的高级白领以及从事娱乐业的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收入较高，又具备自身的条件，她们的职业又要求她们必须穿着光鲜，具有一定的品位……于是，这三类人组成了引领温州时尚潮流的特殊阶层。但他们不是小资，他们的文化不够，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其时尚的品位也不高。
温州没有小资，终至于我这本书也缺少了“小资情调” 。
酒老隆，走广东（1）
民国时期，温州人有“酒老隆，走广东，十只皮箱九只空。”的俗语。我不知这“酒老隆”（有人谓周老隆）是何人，曾请教沈克成等学者，均未有明确的说法。但意思还是明白的：有位会喝酒的饕餮之徒，叫老隆的，带了十皮箱的钱财去广东，九只皮箱都花空了，说明当时广东的繁华及食风之盛。温州人自叹不如，好吃好喝只能去广东。说来也怪，温州人好时尚，在饮食方面，却从来也没有引领过潮流。“食在广州”是公认的，从来没有“食在温州”之说。即便是在目前，温州人在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在饮食方面仍旧非常保守，既不跟风，也未有独特出奇之举，完全有别于温州人在其他方面的做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南宋时，随着康王南渡，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入温州，温州人才在衣着、饮食和娱乐方面跟上了中原的步伐。宋时市舶务有侍贤驿、来远驿，大约就是附属于市舶务的“国贸大酒店”，既住人，也供应饮食的。据史书记载，宋时中外商船进出港，市舶务均送酒席，进港是欢迎，出港是送行。这是当时的待客之道，但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温州的饮食业在当时是比较发达的。城内开设的八仙楼、思远楼，都是很有名气的酒楼。曾以承议郎知温州的杨蟠曾有诗《去郡后作》云：“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思远城南曲，西岺古渡头。绿斛春送酒，红烛夜行舟……”歌舞酒肆的兴起也可证明。据《武林旧事》记，当时杭州市上出售的名酒有五十四种，其中温州所产的有三种：清心堂、丰和春和蒙泉。孙衣言认为丰和即丰湖，瑞安有丰湖，此酒为温州的瑞安所产；而蒙泉在温州城区的华盖山下，盖酒以水得名。劳大舆甚至在其《瓯江逸志》中说：“昔人有云永嘉及绍兴酒绝佳，胜于苏州。”绍酒中的“状元红”、“女儿红”、“花雕”至今闻名中华，将当时的温州酒与绍兴酒并称，可见评价之高。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陆秀夫、张世杰背着南宋幼主投海，温州的繁荣也随之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有关元、明两朝温州人的吃喝玩乐我未见史书记载，不敢妄说。但从倭患频仍，海匪、夷人的不断骚扰来看，饮食业的发展不可能是超前的。直至清末民初，温州辟为通商口岸之后，社会有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加之海运发展，与外地交往日多，饮食业才有长足进步。意大利（二次大战爆发之后改名华大利）、醒春居、郑生记、味雅、冰壶、松鹤楼等等都是当时的名餐馆。特别是意大利餐馆，规模最大，开设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间三层楼房，就在中央大戏院边上，房子是许云章的，青田归国华侨陈俊民租他的房子开餐馆。陈善于烹饪，其意大利妻子能做西菜西点，所以意大利餐馆中、西餐都有。一、二楼为中餐、中点，三楼为西餐、西点，生意兴隆，名头很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偕妻回到欧洲，意大利餐馆由另外三位老板接手。由于意大利为侵略国，遂改名为华大利。岁月流逝，华大利餐馆几易其主，地点也由五马街而四顾桥，再由四顾桥而道前桥，但七十年间名称未变，至今仍在。华大利餐馆在温州的影响可以下面的俗语作证：温州人讥人面皮厚谓“华大利的板砧”。板砧即砧板，华大利的砧板是整段原木，特别厚，为印证这一俗语我特地去华大利餐馆看过，只不知经几十年之后，如今这一砧板尚在否？
这里顺便说明：华侨回国开餐馆似乎是温州的传统，现在的凯悦酒店系列，五马美食林等餐馆，均为归国华侨所开。又青田一直归属温州，只到1963年才划归丽水，但青田的老华侨一直认同温州，在外的青田人大都说自己是温州人。
酒店的增多，菜肴的品种也会随之丰富。玉带海参、荚菜蝤蛑、马铃黄鱼等都是这时期的名菜。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之后，温州百业凋零，市场萧条。
改革开放初期，外地还未开动，温州已经占风气之先，街上摊档连绵不断。有不少作家朋友来温州，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温州的小吃这么多，还是一路走一路吃，吃饱为止。如张晓明、赵丹涯，都是人高马大的，可以连吃三四种点心，吃得拍肚子称吃不下了为止。但这是后话了。
但讲究“食”，一定要在温饱之后。到了1960年，饭都吃不饱了，天天饿得肚子咕咕叫，逮着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还会有讲究？有故事说一位有钱人早上起来锻炼，在路上散步，遇上一个东张西望的流浪汉。有钱人有绅士风度，欠身与流浪汉打招呼：“早上好！”流浪汉不解地问：“你这么早起来干什么？”“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早餐增加点食欲。”有钱人说，“你也这么早起来干什么呢？”“我出来走走，看看能否为我的食欲弄到点早餐。”这就是有钱人和流浪汉对“食”的不同概念。
还是瓯菜好（1）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的饮食业开始复苏并发展，市饮食公司新建了海天楼餐馆、山外楼餐馆、百里餐馆等等，加上改建的温州酒家、天津馆等等，形成了饮食业网络。加上迅速崛起并发展的私营餐馆和个体饮食店，温州饮食业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温州的瓯菜也形成了一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