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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黑之时，尽管暴打和挖掘继续轮番进行了几次，可我们预想的战果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夜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凉爽，天上没有云，空中没有风，远处时而传来惨烈的嘶嚎，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发出的，不值得同情。几盏电灯被拉到院子里，我们将老两口置于明亮的灯光下，任凭他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绝不被打动，而且还要痛打落水狗。
到了深夜时分，老两口再次昏晕过去，我们的困意也终于来临，于是一个个或坐在屋檐下或倒在土堆上，酣然大睡，我们绝不会想到那老两口若是从昏迷中醒来，完全可以把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一个个掐死。当将近黎明时不远处人们的喊叫声和消防车的呜叫声把我们惊醒时，我们委实感到了后怕，因为就在这同一条胡同里，离我们抄的这家只有几十米远的另一个被抄的地主家，那个老地主不堪凌辱，放了一把火，将自己和自己的两个老婆一同烧死。幸亏抄他们家的红卫兵们见没什么收获，提前撤走，否则将会酿成更大惨剧。这场火灾，是北京“红八月”中最为严重的事件，从这一夜以后，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于死地的事情才开始大规模爆发，被皮带抽死、铁棍敲死、绳子勒死、拳头打死、皮鞋踹死、太阳晒死、刺刀扎死的男女络绎不绝。而我们从火场回来，再也不敢睡觉，用绳子把老两口牢牢地捆住，把所有的菜刀和火柴都收藏起来，并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他们，生怕他们也会作垂死挣扎。
天亮之后，看确实抄不出武器之类的东西，再加上对夜里发生的事件的后怕，我们决定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搬走地主的浮财那样把这个大院子里值钱的东西搬走，不能让这些解放前过好日子的人在解放十七年后还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彻底剥夺他们靠剥削和权力得来的财产！我们出了胡同，一抬手就拦截住三辆大卡车，见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没有一个司机敢不停车的，他们对红卫兵的恐惧肯定超过了对交通警察的敬畏。我们告诉司机，去拉反动资本家家中的东西。那些司机一个个连连称是，马上把车开到了大院子门口，真正的抄家开始了。
这家人的西厢房里堆满了大号樟木箱子，查找武器和变天账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翻了个底朝天，里面全是四季衣服，而且料子都是绫罗绸缎和各种皮毛，其华贵程度起码我是前所未见。据老太太交代，这是她的嫁妆，共有七十箱，但从解放后，她就再也没穿过，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味道的式样也确实让她无法穿出门去，她很希望把这些东西破了“四旧”。这意思不用她表示，我们肯定要将其抬走，装上卡车。接着搬走的还有这家人从王府井百货大楼购买的整打的袜子、整捆的床单、成排的呢子大衣、几十款瑞士手表、法国席梦思软床、红木家具，还有什么，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整整搬了一天时间，那三辆大卡车跑了三趟。东西都被送到西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大教堂里，那里是抄家物品的收集处。对于这些抄家物品，既不需要给被抄家人打收条，也不会向收集处的管理人员要收条，反正只要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资本家就行，从理论上说，这无非是一次财产再分配的过程，是对解放后那次财产再分配不够完全的补充。当然，以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只把它看成是剥夺剥夺者的行动，是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黑之前，我们的抄家行动结束了，老两口虽然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不是每一个红卫兵都有动不动就打死人的勇气。九天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小将，用亲自佩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方式再一次肯定了我们的行为。又过了三天，我随着一伙高中学生南下串联，到西安、重庆、贵阳、湛江、广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不久，当我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母亲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时候，我们家也被抄了，面对着别人抄我的家，我无话可说。
我的大串连
徐友渔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地搞了半年，10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教室里百无聊赖翻读《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文章，M兴冲冲地一阵风卷了进来，压低声音但压抑不住亢奋地对我喝道：“快，快去开串连证明，我们明天上北京！”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惊吓住了。怎么，上北京，我们？我们这样的人也要去大串连，而且去北京？M兄，你的神经是不是有毛病？
M急匆匆地向我解释，说现在形势变了，外出串连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他见我反应不过来，得意非凡地掏出学校开给他的介绍信，果然，是证明他外出串连。
M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初中是同班同学，他当班长，我是学习委员，大概算得上是品学兼优、春风得意的学生。1963年升高中时，已经是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候，我们报考的都是成都最好的第四中学，但我只考上第二流的学校，他则被发配到郊区一所不入流的中学。我们的失败是因为家庭出身，我的父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问题”，1949年之前他一直教俄语，但要命的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军校；M的父亲过去领有将军衔，解放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我和他在经历了一段难堪的日子后，分手到了不同的学校，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念高中时学校气氛与以往大不同，同学按家庭背景分成三六九等，我们失去了以前风华正茂的气概，新一茬得宠的同学和我们的关系是“帮助与被帮助”、“教育与被教育”。我与M同病相怜，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去北京？当这个问题从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一下子变得现实摆在自己面前时，我感到措手不及、百感交集。如果它永远只是一个藏在心中的梦，或许要好得多。
我想象过脱离四川盆地，登上高山，眺望大海，奔腾于草原，或是徜徉于森林，但不敢奢望到北京，我缺乏政治想象力，而北京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它成了金光闪闪，令人思而起敬、望而生畏的符号。舞台背景的北京天安门光芒万丈，诗人吟唱北京颂时，会在吐出这个神圣的词之前作一个短暂而令人震颤的停顿，在纪录毛主席接见串连师生的影片中，画面的重叠使北京成为红太阳升起的圣城。如果说朝觐麦加是每个伊斯兰信徒的毕生愿望，那么我们这里对资格的要求更严，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血统的原因天生被排除于行列。
与北京有关的事情，还带给我难言的隐痛。
那是在这年6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革命形势如野火燎原，校园内、教室里每天充斥着既程式化又力图花样翻新的“敬献忠心”活动，每个人都用极度夸张的词句发言，歌颂领袖、表示决心，天天如此。一天，一个同学提议，为了表示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我们应该从北京购买毛主席像章，胸前佩戴上像章，就等于心中时时刻刻装着他的伟大形象和教导。这个倡议在欢呼声中一致通过，像章也出乎意料地顺利从北京寄到我们班级。
在等待像章的短短两周时间之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到了成都，他们在东方红礼堂——四川省规格最高的会议场所，原名“锦江礼堂”，在“革命化”的更名运动中改变了名称——举行“红五类子女翻身大会”，抬出了他们的纲领即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扬言要把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刹那，原先朝夕相处的同窗划分为“专政与被专政”、“改造与被改造”两个阵营，侮辱和打骂随时都在发生，歧视和等级划分最基本的表现之一是宣布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戴了的要喝令取下、没收。
其实，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心理上更需要佩戴像章。“红五类”的革命感情据说由于血缘关系自然相传，天生得到保证，而运动一开始那些干部子女的着装一概是褪了色的旧军装加腰间的武装带，更是与他们父辈的武装斗争形象一脉相承，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家传，不需要证明。其余人等需要借助于配饰来表示自己的忠心，但正是在这个立场攸关的重大问题上，“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