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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过去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的说法我们还没有听到，所以除了对老师、校长发威之外，我们这些红卫兵文化的批判和武力的批判的主要矛头还是对准传统上的阶级敌人，也就是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简称“封资修”。
学校坐落在海淀区，我们却要跑到东城区去抄家，是有着我们的想法的。老北京城有着东富西贵、南贱北贫的说法，就是说东城区住的资本家多，西城区住的贵族多，南城住的是天桥耍把式的，北城住的大都是各种工匠。贱和贫的地方自然不需要抄家，而西城的王府、驸马府在1949年以后不少都改换了身份，成了部长府、司令府，在1966年的8月这里还不是冲击对象，甚至这些深宅大院里的少爷小姐们很多还是红卫兵的头目，后来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专门对付那些不知好歹、要去革“新贵”们的命的平民红卫兵。所以，到东城区去抄资本家的家当然成为了我们这些所谓干部子弟红卫兵的首选。另外，我们有个数学老师的家就在东城，她在我们看来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刚刚大学毕业就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无非是因为她的爹是个资本家，在公私合营时国家以二十万元作价，收买了他的企业，于是她家就有了每个月五百元左右的定息吃。而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月薪不过四百六十元，五元钱就可以雇一个保姆，一个小学生全年的学杂费是十元钱，家庭月平均收入超过八元就不再享受国家的补贴了，五百元足以让一个家庭不知怎样才能把钱花出去。看着这个数学老师的富裕和奢侈我们就有气，因而想先把她家给抄了。
不过，有比我们行动迅速的红卫兵先下手为强了，我们又不想白跑一趟，找那个胡同的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一打听，说有一家比那个数学老师家还阔气的资本家就住在这个胡同里，而且老头子当过国民党的大官。我们一听，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二话没说，就冲向那个人家。
这是—一座两进的大四合院，有着高台阶、大红门、小石狮、厚影壁，正房加厢房加头进院的南房，起码有二十多间。说实话，在我十四岁的生涯中，这是第一次进入到由一家人住的这么大的宅子，心中不由得愤愤不平地骂道：“真他妈是资产阶级！”几年后当我又进到一个部长级的干部家的宅子，看着那三进院和四十多间雕梁画栋、青砖灰瓦的房子时，由于已经阅读过了当时和《血统论》齐名的文章《论财产再分配》和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也就没那么多愤慨和不平了。
也许是预感，或者是听到了传言，甚至是认命，我们冲进这家大宅门之后，并没有看到不满的脸色，更没有听到委屈的声音，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和一个保养得很好的老太太像迎接当年的解放军进北京城一样把我们这些满脸稚气而又凶神恶煞的红卫兵迎接了进去，而且在花坛边的石桌上摆上了热乎乎的茶水。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放出了糖衣炮弹。
不过，想击中我们这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红卫兵小将决非容易的事，我们当即朗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然后，迅速解下了腰间的皮带，二话不说，照着那老头子就抡了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肤色很白的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在地，而且呜呜地哭了起来，而那个老太太则扑通跪了下去，连连磕头。这时有一个女孩子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手里举着一张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委任状，上面的官职是天津法院院长。我们顿时欣喜若狂，纷纷议论着：“法院院长是个大官，肯定有枪！”“说不定还有潜伏特务的名单。”“咱们要立大功了。”“抄这家算是抄对了！”
于是，我们开始了对老两口的刑讯逼供。刑是皮带、拳头、巴掌、木棍及脚伺候，讯是横眉立目、义正辞严及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反动官僚交代出埋藏起来的武器弹药和反革命材料。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必须动口还要动手，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妄称革命后代，就是红卫兵的败类！
那老两口苦苦哀求，指天发誓绝没有什么武器隐藏起来，更没有什么反革命材料，老头子还给我们上起课来，说是当时法官从来不佩带武器，他们最严厉的武器就是法律条款，他们的护身符就是黑袍子。当然，他的这种解释只能获得一阵更为狂暴的痛打，直至两眼一翻，昏了过去。
我们认定这老两口是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改悔，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便把他们扔在太阳下面，让八月的烈日烤晒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们则从居民委员会借来铁镐和铁锨，在屋里屋外砸墙刨地，寻找我们认为必定存在的那些东西——枪支弹药、变天账、潜伏特务名单。这一类东西被搜寻出来的消息在当时的北京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给我们这些红卫兵带来的冲动和现在什么地方出土了珍贵文物所产生的轰动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番如同下乡拔麦子的重体力劳动过后，除了一堆碎石烂瓦和泥土外，真正的收获就是一沓沓的人民币现金和一串串金银首饰。这家人看来不是土财主，不会把值钱的东西装到腌咸菜的坛子里埋后院或厕所粪坑底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把金银财宝藏什么地方的都有，我们组织的一个红卫兵就从床棱子里抠出几十根金条来，至于后来拍卖抄家得来的一些家具和衣服被褥时，更有人从椅子背里发现金元宝，在棉被里发现几万美元，在枕头里发现翡翠西瓜，在西装夹缝中发现五万元的存折。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被抄家时发现藏有金银财宝，干脆把这些东西扔出家门，像我的既在解放前开过公司又在解放后当上了副局长的大伯父就把上百两金子趁着夜深人静时给拽到北海里去了。有专家分析说，若是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从里面筛出来的金银财宝不仅够支付清理费用，多出来的还够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绝对是视金钱如粪土的，如今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描述当年红卫兵抄家时往自己兜里塞东西的情节完全是赋予了今天人们的行为方式。有一件事可以为我的说法作证，那就是1966年秋天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上，我作为解说员亲眼看到了被严格管制的展品是各种手枪和战刀，被精心保管的是各种地契和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而金元宝、银元、金条、美元、英镑、宝石、钻石戒指、全绿的翡翠雕件却被随便摆在一边，任人丢来扔去，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其感兴趣，更没有听到丢失的传闻。
因而，仅仅抄到金银财宝而没有抄到武器和变天账让我们没有感到过分的欣喜，反而有些沮丧，于是对那已经快被晒昏过去的老两口又是一顿暴打，以发泄没有抄家战果的难堪，当然，老两口真的就昏过去了。这时，我们的肚子饿了，生理上的需求并不考虑革命的需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俗话不因震惊世界的“红八月”而改变其本来意义。可吃的东西在这个大宅子中并不少，先不说厨房里有鸡鸭鱼肉，就是从几间卧室中打开的点心盒子里的各种点心就已经让我大开眼界了，那全是稻香村的产品，我不到十四岁的生涯中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式样的点心。然而，没有一个人去吃，甚至每一个人都会以产生吃资本家家中的东西的欲望为耻辱！我们每人拿出两角钱，交到——个女生手中，让她到附近的北京站去买回一大书包五分钱一个的烧饼，然后让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送来一壶开水，守着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高级点心和龙井茶，狼吞虎咽着烧饼，喝着白开水，算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而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一个人学习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关于解放军路过果园而不吃老百姓的果子的最高指示。
到天黑之时，尽管暴打和挖掘继续轮番进行了几次，可我们预想的战果还是没有出现，于是我们决定夜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盛夏的夜依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