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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早就被肢解的中国来说，在承受了多年的屈辱和痛苦之后，整个民族积压的愤怒，到了一点即可熊熊燃烧的程度。因此，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现实大背景下都随时可能爆发小磨擦、小冲突，而突发的小磨擦、小冲突也必然引发全面的对抗。美国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在所写的裕仁天皇传记中，对发生卢沟桥冲突的原因有恰当的分析。他说：
1936年4月17日，裕仁天皇批准了陆军的要求，将其小规模的驻中国部队扩大三倍，从一千七百七十一名增加至五千七百七十四名。他还同意在位于北平西南郊区的铁路交叉点，距离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不远的丰台建立新的驻屯基地。中国人强烈的反对接踵而至，但是扩张后的驻军随着丰台军营的建设向前推进。不久，日本军在靠近中国军事设施的地方进行实弹训练，为与中国军队间不断冲突搭建了舞台背景。（《真相》，第216页）
舞台背景早就由日本方面搭建起来。在这一舞台上，中国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
不过，当卢沟桥的枪声刚刚响起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发生的中日冲突，就会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也难怪，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北方的局部抗战从来没有停止过，绥远抗战、长城抗战都曾以激烈的战斗令世人关注，但都没有发展为全面抗战。因此，《时代》首次报道卢沟桥冲突时，将之放在“远东”部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独列为“中日”部分。同时，“远东”部分突出的也不是中、日战争，而是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另一场苏、日军事冲突和苏联红军的一次哗变。
这一次，报道所用标题是《新台风？》：
上周，因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爆发激烈战斗，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中断暑期休假，与皇室人员一起从海滨匆匆赶回正处在亢奋情绪中的东京。……
两周前，苏联在穆尔河（即黑龙江——引者）上的岛屿边界上与日本爆发冲突，最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保证苏方立即后撤，但同时要求日方按照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在莫斯科的承诺，也予以后撤。（见《时代》1937年7月12日）上周，重光大使委婉暗示，日本并没有做出所谓撤兵的承诺，发怒的李维诺夫同志发现日本既没有撤兵，而且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重新占领了有争议的岛屿。截止传来日、苏爆发激战的消息，他的愤怒情绪仍未缓和。这一冲突发生在距有争议的穆尔河岛屿以东约一千英里之外的苏联西伯利亚边界上。李维诺夫同志向重光大使发出严重警告：“苏联边防军已接到果断命令，绝不允许日本和满洲国军队进入苏联边界，只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就将采取一切手段把他们赶回去。”
日本审查严格的新闻机构，在此期间则集中报道苏联红军在西伯利亚发生的哗变。声称“数百名红军官兵”在海参崴发生“拒捕”事件之后，已被秘密警察解除武装，押上两列火车，作为囚犯遣送莫斯科。“其余苏联远东军因逮捕而完全陷于混乱！”（《时代》，1937年7月19日）
西方媒体把远东局势变化的焦点，放在苏日冲突身上，有其原因。《剑桥中华民国史》写道：
这一努力的关键性文件是《实施对华政策纲要》和《华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务、大藏、陆军、海军）会议上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一中国的努力。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促进分裂运动。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信任的气氛。最后，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东自治政权和终止走私贸易。对于冀察临时政府，日本应采取一种公正的态度以安抚人民。发展华北经济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政策的关键部分，应按新方针通过注入日本的私人资本和中国人资金来实现。第三国的权利将受到尊重，而与英、荚的合作将得到推进。（《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90页）
正是在这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情形下，日本没有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重视中国出现的国共和解、抗日统一阵线业已形成的新局面，而是眼睛紧紧盯着苏联——比它的军事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真相》写到了裕仁天皇与内阁的这一选择：
但是，裕仁和他的战略家们不但没有看到这些，与蒋介石和他的主要对手毛泽东1937年上半年结成的“统一战线”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保卫他们在北方的过长的（而且是无防御的）供给和通讯线不受可能来自苏联的干扰。广田内阁的日本应变计划将重点放到了对苏联防御上。没有人想到、也没有人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更没有人为此做过准备。日本与莫斯科的关系随着关东军增强和扩展在内蒙古的活动，巩固与外蒙古接壤的北方边界的阵地而恶化。（《真相》，第216页）
然而，中国的这一次反应让日本吃惊，让世界刮目相看。在《时代》的报道中，中国的华北有可能成为远东新台风的中心：
过去，从未听说过蒋委员长的经德国顾问训练过的军队，即“蒋的嫡系部队”，向有日本军队的地方调动过。最新消息称，这些部队正在火速从华中地区派往华北，日本使馆官员已经拿到一份中国方面充满斗志的声明，令他们大吃一惊。声明要求日本政府就在华北的“不友善表示正式道歉”，然后，“惩罚相关日本军官，赔偿中方损失”。
一位南京高官称：“我们已做好战争准备。”
意义。上周，本应是中国而非苏联发生激烈战斗，本应是斯大林而非蒋介石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这使远东观察家记住了一个开始，即年初以来南京政府与作战十年的中国共产党武装之间的悄悄和解，并达成了人民阵线，一直公开资助中国共产党武装
的苏联，向他们共同提供军火。今天，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中国的爱国者在广阔的家园到处高喊口号：“抗日！”
在东京，本周的突出情况是，不管日本政府是否相信日本报纸关于苏联红军发生哗变的报道，他们对南京做出的大胆反应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确定俄国熊是否以中国的上勾拳来回击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进攻。在北平地区，日本军队多年来早已习惯于以强大压力来使中国人委曲求全，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中方本周的行为是莽撞和不合常规。
既然中国的军列本周已从南京接近北平，华北已经成为远东麻烦的“新台风”的中心。（《时代》，1937年7月19日）
台风即起。接下来的每期《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成了突出报道的重点。最终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的蒋介石，也由此开始走上声名的一个高峰。
上周在南京，中国的独裁者、智慧而具有远见的蒋介石委员长发表声明：“……中国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我们政府的政策始终如一，我们绝不放弃一寸土地，决不丧失我们的主权。我号召全国，动员一切力量，并肩作战，拯救中国！”
曾有报道称委员长正调遣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北上，欲将日本军队赶出华北，迄今已有数周。日本空军上周沿铁路南下八十五英里，一直在寻找这些中国军队可能抵达的地方，并猛烈轰炸保定城。（《时代》，1937年8月9日）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
当张学良在奉化仰天长啸欲上前线而不得时，西安事变时的另一位主角、参与兵谏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则刚刚抵达美国的洛杉矶。西安事变后，他被蒋介石解除军权，并以派往欧美诸国考察的名义迫使他离开中国。
初到美国，杨虎城获悉卢沟桥战斗打响，为之兴奋。这位与张学良一样不能亲赴前线参战的主角，在洛杉矶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
如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将军，是圆脸庞、戴眼镜的杨虎城。上周，当战线在北平一带铺开，战斗激烈进行之际，杨将军刚刚抵达遥远的洛杉矶，与他同行的有满脸紧张而可爱的夫人，还有他们的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儿子。杨将军做样子式地手持拐杖，欢迎机警的加利福尼亚的记者。他们想好好看看这位受赞美的中国司令长官——当他得知另一位中国司令长官已经绑架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一行动。
……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