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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工资于1907年在澳大利亚通过共同体仲裁法庭的著名的哈维斯特判决而得到法律的保护。
希金斯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在法律上保障最低工资的判决——把活工资规定为能够使一个非熟练工人、他的妻子及三个孩子过上一种较为宽裕的生活的工资。
在当今，这仍然是“工会为低收入工人所挣得的一般工资要求，即他们需要维持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男人的生活”。
巴雷特和马克英托什：《“家庭工资”：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所面临的若干问题》（The “Family Wage”：Some Problems for Socialists and Feminists），《资本与阶级》，第11辑，第51页。
作为家属保护者的工人也被一些政治经济学家视为下一代雇佣劳动者的真正创造者。
不是母亲，而是父亲及其家庭工资为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生存资料。
政治经济学家因此而把母亲的劳动视为“经济力量所作用的原材料，是人类（也就是公民）社会得以建立的自然因素”。
父亲/养家糊口的人获得了“价值创造者的地位”。
在这一点上，我从斯科特（JWScott）的《法国政治经济话语中的女工》（“LOuvrier！ Mot impie，sordide…”：Women Workers in the Discourse of French Political Economy）一文中受益匪浅，该文载于乔伊斯（PJoyce）编辑的《工作的历史意义》（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中。
换言之，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男人分享了创造和维护新的政治生活的能力。
然而，家庭工资只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
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工人阶级家庭不能仅凭丈夫的工资生活，女性主义者早在很多年前就曾经指出过，并不是所有的男性工人都有家庭，也有很多妇女必须抚养家属，赡养年迈的父母。
但是，非常明显，因为工资被视为家庭工资，所以妇女的收入就被视为是对丈夫工资的“补充”。
妇女必须是妻子，而妻子必须是用家务劳动换取生存资料的丈夫经济上的附庸。
因此，工资是有性别区分的。
女工人比男子收入低——因此妇女成为妻子是出于经济上的动力。
“工资”是付给男人养家糊口的，在1985年的美国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对此的最好描绘。
这种观点称“妇女之所以一般来说（比男子）挣得少一些，是因为她们愿意为低工资工作，因为她们对钱没有迫切的需要。
她们不是已经结婚，就是或者与家里人生活在一起或者与朋友相伴的单身人。
“哈克：《”福利“：一种幻想的未来》（”Welfare“：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纽约书评》，1985年，第41页。
工人阶级的编年史里常常见不到女工人的身影。
矿工的形象体现着团结和博爱，但他常常代表的是“男工人”，193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的记载甚至表明从事家务劳动的仆人是矿工的两倍。
坎贝尔：《重访维干码头》，第101页。
男工人并不急于让女人与她们并肩工作，特别是不希望已婚妇女如此。
妻子挣工资既威胁到丈夫对她们的服务的使用权，也威胁到工作场地的兄弟秩序。
1843年在英国，济贫法委员会主席注意到，如果妻子出来挣工资，丈夫就会“受苦”：“家里就变得不那么整洁，对他也往往照顾不周。
“引自兰德：《家庭工资》，第58页。
家庭工资使一部分工人阶级生活得更好还是恰好相反（工会就持这种观点）？劳工运动史毫无疑问地表明，捍卫家庭工资是男人得以把妇女排除在很多工作领域之外、维护丈夫一家之主的地位的一个重要策略。
妻子有时不允许就业。
例如，在澳大利亚，从1902年直至1966年，妇女结婚之后不得从事公共服务，在维多利亚州，这一禁令直至1973年还没有被废止。
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妇女的就业是因为不具备对自己的人身权而受到“保护”的限制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08年美国对马勒诉俄勒冈一案的判决，当时，对于契约自由的争论方兴未艾。
1905年，最高法院曾裁定把男面包师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八小时是不合宪法的。
在马勒诉俄勒冈一案、在罗赫纳诉纽约一案中，法院裁定允许限制女工的工作时间。
法院在推理过程中运用了性契约的故事；它的证据是男人体格强壮，妇女的身体结构与此不同，她需要生儿育女，她依靠男人。
法院认定虽然“对人身权和契约权的限制可以通过立法而消除，但（妇女的）体质和生活习惯不允许她们行使完全的（公民）权”。
妇女“应该安于她所处的地位，即使当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对男人来说已没有必要和再也不能维护时，这种法律也应该存在”。
奥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妇女》（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第258页；希尔：《女工的保护和法庭》（Protection of Women Workers and the Courts），《女性主义研究》，1979年，第2期，第253页。
对妇女来说，性契约中的条款保证了所有男人而不仅仅是工匠成为一个劳动的贵族阶层。
已婚妇女在最近三十年来大都已成为领取报酬的劳动力，但是，认为自己的妻子必须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就业的丈夫仍然不乏其人；很多丈夫都希望妻子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并想方设法“限制和减少妻子的工作”。
波特（MPorter）：《家庭、工作和阶级意识》（Home，Work，and Class Conciousness），第123页。
在对一个昆士兰矿区的采访中，有42％的男工认为决定妻子是否应该工作是丈夫的特权，而只有28％的妻子持有这种观点；参看威廉斯（CWilliams）：《暴露的伤口：一个澳大利亚矿区的工人阶级》（Open Cut：The Working Class in an Australian Mining Town），第149页。
关于外勤，参看艾伦（SAllen）和沃克洛维其（CWolkwitz）的《对妇女劳动的控制》（The Control of Womens Labour：The Case of Homeworking），《女性主义评论》，第22辑，1986年，第41页。
女性主义者最近对外勤和“非正式”经济的调查表明，过去完全在家的家庭妇女的数目有所夸大。
有些妻子之所以在家既做一些有酬金的工作也做一些没有酬金的工作，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希望她们去做外勤。
在夫妇双方都离家“工作”的情况下，工作这一行为对于丈夫和妻子来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每天工作八小时，带回一个钱包，这是男性特征的根本，意味着一个男人是男人；特别是，肮脏而艰苦的体力劳动一直被视为是男人的工作。
某些细致而干净的工作则被视为是“女人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作在男人或女人看来可以增加女人特征。
人们普遍接受当前的反女性主义运动，这表明很多人仍然把挣工资视为有损女人味。
很多已婚妇女只做半天工作，这常常是因为没有机会做其他工作（1980年在美国，私人企业中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作都是半天制），史密斯：《妇女贫困的矛盾：挣钱的妇女和经济转型》（The Paradox of Womens Poverty：WageEarning Wome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符号》，1984年，第2期，第304页。
但另一个原因是，她们这样做就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家务上，这样就不会与丈夫发生冲突。
一个挣工资的妇女往往是家庭主妇；她们是工作妻子，她们的工作时间增加了。
美国的事实表明，已婚女工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全职家庭主妇要少，但是她们一周的工
作时间要长，平均76小时。
与此相反，她们的丈夫对家务却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可以在工作之余从事娱乐活动。
妻子在“假期”继续干家务活。
哈特曼：《家庭是……场所》，第379页。
在旧时的南方，已婚的女（奴隶）田间劳动者也比她们的丈夫劳动时间更长，她们离开田间后还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