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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签订了一个这样的契约，那么，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仆人还是一个奴隶？在洛克看来，如果这种关系是通过契约而建立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奴隶。
但是，一个（公民）奴隶立约终身割让自己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因此他不仅仅是一个仆人。
这样一来，对契约期限的规定似乎就成为能够把奴隶与仆人或雇佣劳动者区分开来的惟一事实。
当代契约主义者认为这种划分标准应当予以摒弃。
罗伯特。洛兹克（Robert Nozick）在其被政治哲学家推崇备至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个自由制度是否应该允许（个体）卖身为奴”？他的回答是“我相信这是可以的”。
洛兹克：《无政府主义、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第331页。
举个例子说，菲尔莫尔（Philmore）就大力提倡“文明的契约奴隶制形式”。
菲尔莫尔《奴隶制的自由意志论事例》（The Libertarian Case for Slavery）载于1982年的《哲学论坛》（The Philosophical Forum），第14期，第48页。
菲尔莫尔从洛克那里受益不少，这似乎相当令人惊奇，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洛克视为一名旗帜鲜明的自由的倡导者。
洛克并不拥有奴隶，但他拥有垄断奴隶贸易的皇家非洲公司的股票，他还于1690年前后在贸易委员会任职期间促成了这个公司与弗吉利亚之间的贸易。
在菲尔莫尔看来，奴隶契约只不过是一种就业契约：“契约奴隶制（是）……雇主雇工契约的……一个……延长。
“菲尔莫尔对契约主义所宣称的就业契约的根本作用坚信无疑。
他声称“任何对自愿奴隶制的彻底而坚决的批判……都将依仗就业契约……因此，这样一种批判是荒谬的”。
菲尔莫尔：《奴隶制的自由意志论事例》（The Libertarian Case for Slavery），载于1982年的《哲学论坛》（The Philosophical Forum），第14期，第55页。
常规契约与奴隶契约之间的不同仅仅是契约期限的不同。
开明奴隶制是一种终身契约。
菲尔莫尔称它为“被保护人主义（warranteeism）”（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的美国南部奴隶制的另一个捍卫者）。
主人“为被保护人终身提供食物、衣服与住处（或者相应的金钱收入）以换取（奴隶）的终身劳动服务”。
同上，第49页。
然而，在公民奴隶制下，奴隶可以在获取必要的损害的报酬的条件下终止契约。
菲尔莫尔的契约奴隶制或开明奴隶制的观点以三个未予明说的假设为基础。
第一，他的观点基于这种可能性：奴隶的服务或劳动力能够与他本人及其劳动分开。
被保护人主义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奴隶制之间的不同取决于个体即拥有自己的人身权的生而自由平等之个体这一新观念。
个体的财产可以立约割让而并不损害或毁灭拥有这种财产的个体自身。
个体可以立约割让的不是他本人或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人们常常用这种观点来对雇佣劳动与非自由奴隶进行区分。
对一个契约主义者来说，正是这一特点证明（开明）奴隶制只不过是一个延长了的雇佣劳动契约，不是对个体自由的否定，而是对个体自由的体现！第二，这种契约主义观似乎回避了奴隶制的矛盾：主人必须同时既肯定又否定奴隶的人性。
芬尼（Finley）注意到这个矛盾并没有使古代奴隶主感到为难，只有到了现代它才成为一个问题。
芬尼：《古代奴隶制与现代意识形态》，第99～100页。
美国奴隶主之所以感到不安，一种解释是，纵观历史，只有他们才在一个（表面上）以主张个体自由平等的广泛流传的学说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下拥有奴隶。
19世纪奴隶制的捍卫者以及当代奴隶制的倡导者声称奴隶制也以契约为基础，成为财产的不是奴隶，而是他的服务，这样奴隶契约似乎就把矛盾克服了。
公民奴隶也是“个体”，他可以自由地立约，终身把自己的劳动交给主人，而后者鉴于自己的奴隶就像其他雇工一样在法律上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而一定会尊重这种权力。
然而，这种对奴隶制矛盾的解决只是表面上的，它以服务、能力以及劳动力能够与本人分开这种观点为基础。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有关劳动力或服务的观点（我将在第五章详加讨论）只不过是另一种政治虚构。
第三，菲尔莫尔的观点还基于这一假设：公民奴隶付出服从而得到的不仅仅是生存物质或保护，而且还有一笔“与之相当的金钱收入”，也就是说一份工资。
与此不同，一个自由工人没有获得保护，他并没有获取同样多的工资。
公民奴隶的工资通过契约而终身都得到保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契约奴隶制的倡导者看来工资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奴隶制的反对者曾经思考过工资的意义问题。
他们认为奴隶与自由工人之间的区别是由于一种符号的存在而形成的，这个符号就是为工人的服务所支付的工资，它标志着雇主与工人之间完成了真正的交换。
这个问题是在讨论苏格兰的矿工和盐工状况（他们被迫终身从事这种工作，他以及他的全部家当都可以被矿井或盐井所有者买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穿着领子上绣有他们主人姓名的衣服）时产生的，这种背景清楚地表明保护与工资之间的区别是多么模糊。
矿工和盐工的奴役状态于1775年被废除（是克莱诉韦德伯恩案的结果），但是，那些赫赫有名的奴隶制的反对者认为矿工不同于奴隶，因为他们领取（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
他们的终身奴役状态是由于这一行业的商业必要性以及特殊条件。
大卫。布里昂。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评论道：“对于反对奴隶制的人来说，……违反自然的不是奴隶的附属地位或奴隶不能自由流动，而是没有标志表明至少在理论上工人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戴维斯：《革命时代的奴隶制问题》，第492页（我曾经提到过第488～493页）。
当代契约主义笃信“个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只有他才有权支配自己的人身权。
个体通过签订就业契约而割让自己的财产，成为工人并领取工资。
但是，如果个体终身都受到约束，那么，工资是自由的标志还是依附地位的标志，是自由劳动的象征还是雇佣奴隶制的象征？如果自由可以由终身处于从属地位而体现的话，那么这种自由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
契约主义者可以对奴隶转化为雇佣劳动心安理得，但其中存在着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奴隶制、公民奴隶制以及其他涉及人身权的契约之间有什么联系和相似之处？不同种类契约之间的联系问题常常被人忽视，不过在最近有关父权主义的争论中它受到人们的一些注意。
例如，菲尔莫尔宣称在现代自由社会里国家禁止奴隶契约是一个“根本的矛盾”。
菲尔莫尔：《奴隶制的自由意志论事例》，第55页。
为什么奴隶契约不应当由法律来维护？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奴隶契约不应当受到原始契约的保护？哲学家在为这些问题寻找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理由时遇到重重困难。
契约主义是反对父权主义的，但是，对不太彻底的契约倡导者来说，解决奴隶契约问题较为困难。
参加过有关父权主义的争论的人大都对用服从换取保护的其他契约不持异议，因此，他们很难找出理由来说明应该禁止国家实施能够提供最终保护的契约。
如果人们可以在终身服务期结束之前就终止公民奴隶契约，那么，禁止这种契约就更加困难，婚姻契约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很多哲学家看来，奴隶契约不可解除的特点成为一个大问题，“自愿奴隶契约的问题是，能够使它连续有效的条件并不存在。
“克莱尼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与自愿奴隶契约》（John Stuart Mill and Voluntary Slavery Contracts），载于1983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