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和易红的关系从那次“赶会”后发生了变化。除了诊所之外的其他地方，我们偶尔也会见面。有时候，我还会在某些聚会中，以她的心理医生兼朋友的身份出现。别人会怎么想，我懒得管，顶多把我说成易红诸多情人中的一个。在我的概念中，我们不是情人，人家非要这么说，我理解成抬举。好像也没谁怀疑易红和我这样缺乏资源的男人之间会有点儿什么。
我依然不知道她心里对我怎么样，我倒是经常牵挂她的。一次她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她在高速路上，四十分钟就到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打她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一个半小时，还是不在服务区。
我准确地知道了“煎熬”两个字下面那四个火苗一样的小点儿不是自来的，生理上的感觉，整个内脏都在火烧火燎地疼……二十分钟后，她打过来电话，呼呼的风声，她堵在高速上了，一辆大货车翻了，警察正在清障，她的手机没电了，她借后面车上人的电话打的，“冷死了，我不说了，前面动了，再见。”
应该放心了，可我还是开车到了高速路口收费站，傻子似的站在冷风里等。我不是想搞感动惊喜那套把戏，她可能根本看不见我就过去了，我只是想站一站，让冷风把刚才心里的火气刮干净。
风里蒙蒙的有些雨意，其实是水汽浓重的雾霭，天快黑了，这种天气，高速路已经关闭，只有下来的车辆，晃着大灯默默地滑出收费站。
我看见了她的车，但我没有出现。半个小时后，她打通我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刚从诊所出来，准备去饭店等她。
我一直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我怕她觉得沉重。当然，我也怕自己表达的情感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我此刻很后悔没有告诉易红这件事情。
如果她还活着。我会说吗？
我又把车开到了高速路口外的转盘处，那晚我就站在不远处的路边。阳光下路边的红叶李开着满树粉粉的小花，蒙了尘，叶子和花原本娇怯怯的样子就没了，风一过，簌簌地落下碎纸屑一样的花瓣。
我骗不了自己。她要是没有死，我多半还是不会说。
电话响了，老周的，他有些鬼鬼祟祟的：“你那儿说话方便吗？”
我说方便。
老周说：“易红的老公刚才找到了诊所，他要见你。你见吗？”
五 戏之二
我和易红的丈夫在一家叫“巴西山度士”的咖啡馆里见面。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下要了杯咖啡。他早就等在那里了，深蓝西服本白衬衣宝蓝领带，头发也是整整齐齐，我猜他在保险公司或者银行上班。我猜得没错，他递过来的名片上，红色银行徽标和广告语大而醒目，他在洛阳下辖某县的分理处工作，鲜红的广告语下面蓝色的字体印着他的名字，崔保周，一个能说明年龄的很有时代色彩的名字。
他有些紧张，是那种正在经历重大事件的紧张。
我也有些紧张，不知道对方目的难免忐忑。
我们俩好像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
还是他先说话了。
“易红……的事情，夏医生，我认为她一定是被人谋杀了……我……”他的脸因为激动有些扭曲，本来还算清秀的一个男人突然就丑陋起来。
我深呼吸，努力用对诊所病人的平和口气对他说：“崔先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别着急，慢慢说。”
他开始抽烟，垂着头说：“我确定易红不会自杀，她就是自杀，也不会那天死！就是她出事的那天上午，她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买点儿人家过冬晒的豇豆角萝卜干，拿真空袋给封了，给她妈寄去，再过两天就是她妈的生日，她妈喜欢吃这些东西，易红可孝顺了，她怎么会那天死呢？”
我突然插了句，“易红女士的父母亲在哪儿呢？”
他很随意地回答：“跟着她妹妹妹夫在荷兰呢。”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钥匙之谜我解开了一半。
“易红她家人，闺女死了到现在也不回来，说句不好听的，什么人啊？！”对面这个男人很憋气，“我是两眼一抹黑。啥都不知道！她死在里面的那套房子，不知道啥时候用她妈的名字买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娶了……她的心，深得跟口没底儿的井似的……”
我沉默地听着，哀伤地捕捉着这些话里关于易红的点滴。他正说着猛地刹了车，可能觉得不该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他生生把后面的话给憋回去了，憋得眼睛里都出了泪意。
他撒了一桌子的烟灰，服务生过来添柠檬水换烟灰缸的时候，顺手给擦掉了。他的情绪也因这个干扰而平稳了下来。
“易红对我很好，她也很顾家，你知道，女人在外面做事不容易……易红看着能干要强，其实心眼不多，她一定生意上被人骗了，去年她突然把店都转让了，可她的账户里却只有几千块钱……骗她钱的人一定是害怕事情败露才杀人灭口……”
他哭了，又把烟灰撒得满茶几都是。烟灰落在墨绿的大理石桌面上特别刺眼，他哭的时候我忍不住抽了张纸巾把那些烟灰给擦到一起。
如果我说我对面前的男人充满了同情似乎是矫情，可他当时的确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很想帮他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但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能沉默。
沉默在对话中的作用却是双向的，可以让对方放松，也可以给对方施加压力。他似乎感觉到的是压力，他抽了张纸巾擦泪，按熄了烟蒂，随即又点上一根，深吸一口，“易红是我妻子，我爱她！我们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可我们也是人，不能任人作践连吭不敢吭一声呀！夏医生，我相信你是个有正义感的好人，现在公安局准备按抑郁症自杀结案，你是易红的主治医生，他们需要你在鉴定报告上的签字。夏医生，这个字你可不能签啊……”
他拿烟的手按住了我擦桌子的手，长长的烟灰又落下来，我手心手背沾得都是烟灰。
“夏医生，我们虽然两地分着，可易红不管打电话还是回家，都是有说有笑的，她怎么就得了抑郁症呢？打死我也不能信！”
我有些慌乱地莽撞地拿开他的手。说：“对不起，我去洗一下手。”
等我回来，一个银行的取款袋出现在茶几上，崔保周推到我手边，“夏医生，你不要有压力，那些治疗记录我也看了，我觉得从那些记录怎么能得出一定要自杀的结论呢？再说，她到去年九月不是就停止治疗了吗，那说明她好了呀！”
他的声音里有一丝焦急的战抖，看喉头滚动的脖子他是在难过地哽咽，看眼睛以为他在逼债，嘴里却说：“夏医生你别误会，没别的意思，我心里乱，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该给你买啥东西……我听人说。易红虽然是你的病人，可也算关系不错的朋友。你完全有理由推托不签这个字，最后那三个月你又没给易红治疗，你怎么会知道她的情况呢？夏医生，你可不能帮着他们草菅人命呀！”
我拿起来那个取款袋，里头是带着银行扎款条的一万块钱。
“你们有孩子吗？”我拿着钱问了个完全出乎他意料的问题。
他愣了一下，摇摇头。
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很憨厚的神情，他对我那两个游离性的问题的反应都很直接，也很简单，显然他不是一个心思缜密城府很深的人。这样一个人在丧妻之痛的打击之下，怎么还会对我如何应对医疗鉴定一事提出如此妥帖的建议？就算他能想到来贿赂我，按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要求会更强烈，比如证明易红已经痊愈…… 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丝警惕，他说“我听人说……”那个“人”是谁？我在肚子里苦笑，我不世故，但我绝不天真。也许我根本不该见这个男人。
我把钱放在桌面上推过去，“崔先生，对不起，我还有事。我想你错误地估计了我的重要性。易红女士这件事情的真相，不会只因为我的一个签字而有所改变。再见。”
我没等他回话，就起身离开了。我在服务生整齐的“谢谢光临”声中走出咖啡馆的时候。他好像才反应过来，不甘心地欠身看着大门。
我的心纷乱如麻，理都无从理起。
易红究竟是不是自杀，是我一直都不敢去深想的问题。
咖啡馆开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群楼里，我的车停在酒店的停车场里。站在车边我抬头，酒店玻璃幕墙的顶端，反射出尖锐的阳光。去年冬天我和易红一起来这家酒店吃过一次饭。
那天易红请客，我去陪客。给易红当陪客。客人是谁事先我不问，事后也不谈。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