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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导演为什么设置这样两种时间形式？或者，导演要通过这样两种时间形式来说明什么？尤其是，他在努力表现历史的反复性时，强调的是两段历史的平行对应关系，然而，历史固然有其反复性，但历史毕竟是持续发展的，“现在”意味着较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我们是不会接受一百年以前的历史突然出现在现在的。在导演看来，历史的反复有赖于现实的形势。以此看来，在探究历史事实所隐含的意义的过程中，解释主体很容易任意选择解释的对象，这使得对历史的解释很可能会掺入主观的标准。这种方式是危险的，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中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我们有必要补充一点关于历史持续性的认识。否则，我们对历史的解释也许会失于草率，对历史的重构可能成为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即便存在这样的危险，导演仍采取将现在和一个世纪以前的历史相连接的方式，将“过去”和“现在”一齐呈现，让观众产生一种迷路的感觉。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观众难以判断电影所表现的内容的真实性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韩国显然存在脱殖民化，冷战的遗产，还有全球化的影响等历史的堆积物，这些堆积物给现实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为了言说自己的主张，导演将这两个时期直接呈现出来，用高宗和卖国的臣下，总统和总理的关系比附来象征两个时期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似乎意味着这两个时期在局势上的相似性。
现在，围绕韩国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导演认识到这一问题，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导演特别支持并且重构了韩国民族主义。
二、重构历史的欲望和虚构的危险性
《韩半岛》这部电影强调的一个要素是叙述的“历史之轴”。在影片的展开过程中，导演通过交叉编辑的手法，一边强调过去和现在的类似性，一边让观众们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混淆不清。通过时间的再排列，导演奇妙地构建了一个虚构的叙述过程，而他的终极目标则在于韩国民族主义的重建。在关于历史的影片里，对历史的演绎与干涉往往反映着导演的政治立场，正如在本片的叙述方式中，导演把意识形态的价值放在比历史本身的真实更加重要的位置。导演叙述历史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出他对自己理念的坚持，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一种抹杀部分历史的暴力性。
在这样的重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在影片里看到导演的意图。如果我们注意影片中明成皇后被害的场面，就不难发现，在本片中，导演不仅重构历史，他甚至有意地捏造和歪曲历史。导演的叙述方式深刻地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图。这样的“歪曲”，从导演的立场来看，应该是更好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同时，导演要求解决韩民族的内部矛盾。他认为，民族内部矛盾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南北统一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导演通过崔民在的意见露骨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妨咀嚼一下崔民在的台词：“追究统一的条件的人，他们最终希望什么？他们不要统一。”按照他的台词，导演认为，现在韩国内部明确地存在着反统一势力。为了批评反统一势力，导演借崔民在之口强调了以统一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那么，导演的这种重构或者有意的误读是不是充分反映了这一百年的“积累”？这样的重构是否包含着抹杀部分历史的可能性？首先，导演运用了有特定意图的叙述方式和夸张的描述来传达自己的主张，而他采取的充满主观选择和过滤的话语方式在历史叙述中也可能生产出一种无形的暴力。韩国民族主义一百年来的传统作用在崔民在和总统的身上，在像他们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民族主义的空间是比较纯粹的，外来世界不能进入韩国民族主义的空间，而韩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则值得拚命地守护。这也是导演的理想。下面的对话值得我们好好思索。总统问海军司令官韩国海军的战斗能力，总统问：“如果开战的话，我们海军有可能赢吗？我们不是处在下风吗？”海军司令官回答：“对！但我们应该防御我们国家的海洋，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场面好似当年朝鲜海军将领李舜臣跟日本作战时的情景。这种激扬的民族意识很容易给韩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激发他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甚至使之感觉到民族精神的净化。虽然有些人批评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但他们在批评的同时，也可能被民族主义所吸引。在导演的逻辑里，为了生存，韩国人不可避免地要选择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是韩国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韩国人就理应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但是，通过铺陈、张扬此种极端化的情境，韩国民族主义的内在问题、尤其是它的“排他性”所包含的危险就被巧妙地遮蔽了。因此，这种重构历史的方式受到批评也是必然的。此外，这样的方式也可能引来意识形态的操作。鉴于很多历史叙述一直被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这种重构形式也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框架的挑战，并且，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产生新的历史叙述，电影里的历史叙述也就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叙述方式或复线历史形式之一。然而，正如这部电影所显示的，创作主体将焦点放在一个意识形态目标上的时候，随时都可能显示出歪曲的操作和重构的逻辑。这种重构和操作不仅有着任意除去历史的危险性，也有可能遮掩和抹杀民族主义的界限，使得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危险的排他性民族主义。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电影中也已露出端倪。对此，韩国国内部分媒体已表示批判：“评论家和记者对《韩半岛》的评价似乎不那么积极……他们认为，电影《韩半岛》‘利用反日情绪，煽动民族主义’……若这种感情的表露超越个人，而扩大到集体、国家，那么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极右派的煽动成为批判的依据，但这种煽动并不仅仅在电影里面，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蠢蠢欲动”（ChoYoungHae，载于韩国网络报纸“Ohmynews”2006年7月23日）。从电影的主角崔民在的台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所设想的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你们这些臭女人，连送巧克力的日子都记得清清楚楚，却对我国的国母被别国的刺客刺杀的日子、国家灭亡的日子不闻不问！你们根本不值得尊重！给我滚，马上滚出去！”可见，导演所想象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具有排他性的、强硬的民族主义。按照他的逻辑，韩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完全均质的空间，其中并不存在阶级或性别问题等矛盾。若导演想象中的民族主义当真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想要获得韩国社会内部的认同仍将遥遥无期。
三、基于谱系学观点的《韩半岛》批评和“亲日”
接下来从历史叙述的两个层次——重复性和持续性，来探讨一下“民族主义”和“亲日”问题。韩国民族主义者的谱系，已经分化为许多支流。在日战期间，民族主义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的救国运动，因其斗争方式的不同而分裂为两个阵营——武装斗争与外交斗争。后来，不少人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在未被清算亲日经历的情况下悄悄地进入韩国主流社会。在未能彻底清算殖民历史的诸多原因当中，韩国战争（编者注：即朝鲜战争）可能是罪魁祸首。当初，在战争的阴影下，要清算亲日势力的种种努力都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冷战体制更使得亲日问题沉于水面之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韩国不断分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致分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两股势力。结果，仅靠“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无法辨别各种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甚至导致极右派民族主义与激进民族主义被划入同一个范畴中。在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以“民族主义等于反逆”为旗帜的新势力，这一派主张，任何基于民族主义的企图，都伴随着排他性和暴力性，因此应该放弃这种意识形态。这部电影中的矛盾也可以定位在这种民族主义分化、冲突的谱系上。这就是“历史的持续性”之所以非常重要的理由。
其实，导演不惜忽略时间与历史的积累而依然要强调的民族主义，似乎也悖论式地体现在电影中的总理的身上，对导演来说，这一角色或许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站在总统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