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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铁屋子”里的玩偶出走的娜拉能否保证不会成为刘玛利这些都是欧阳予倩这个短剧提出的问题。此外，像那个丈夫一样一味认同西方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也被作者讥毁得可以。
三、为艺术为人生
1920年代，“五四”一代渐趋分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如何看待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上。以易卜生为题引发的人生与艺术论争始终贯穿于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史，1920年代最为突出。
1、徐志摩、陈西滢与北京新剧界的论战
1923年4至6月，借《晨报副刊》作阵地，徐志摩、陈西滢等文坛骄子与北京新剧界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先说说5月5、6日在新明戏园的演出。那几年的北京，筹款义务戏非常流行，且经常是魔术杂耍、滑稽趣剧与大学生“爱美的戏剧”拼凑在一起演出的——女高师两晚的公演也是这样的性质。再有就是，《娜拉》只是这次公演第一晚的大轴，而第二天晚上演的却只是一出剧情、人物都很造作、矫情的《多情英雄》，而当时“爱美”的剧团所演，大多仍属于这类契合于文明戏风格的情节剧；且就观众的构成而论，北京的一般市民也还只能接受《多情英雄》这类的新剧。因而不难想见，为筹款而迎合观众的《多情英雄》受到极大欢迎；《娜拉》则遭到惨败：不仅演出从一开始，剧场中便是嘈杂不断，且第二幕未演完就有大批观众陆续退场，更是严重地干扰了演出效果，而徐志摩和陈西滢也就在这些“抽签儿”的观众
之列。
于是便有“人生的艺术”和“问题剧”的捍卫者站出来抨击这种“看客的怪现状”，称那些退场的观众“实在不配看这种有价值的戏”，因为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人生”与“人格”这几个字。（5月11日《晨报副刊》署名“仁陀”的“杂谈”）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了芳信的文章，他的措辞更加激烈，甚至厉声诅咒起“中国的庸俗的观众”来。然而，作者所咒骂的已不是北京的一般市民了，矛头直指曾经抨击过新剧界、而今又从《娜拉》的演出中退场的徐志摩。
5月24日，《晨报副刊》同时发表陈西滢的“看新剧与学时髦”与徐志摩的“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还击。为解释自己的提前退场，除说明客观原因以外，陈西滢主要批评演出者太过业余。接下来，陈西滢又正面地重申艺术至上的观点：“痛骂没看完《娜拉》的人不懂得问题，差不多是骂伊卜生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只有“大艺术家方才能够融化这主义、这问题，成为一个给人愉快的美术结晶品。”徐志摩的文章更是强调了这种所谓“审美的愉快”：“易卜生那戏不朽的价值，不在他的道德观念，不在她解放不解放，人格不人格；娜拉之所以不朽，是在他的艺术。”
论战双方的立场和主张都是十分清晰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2、易卜生诞辰百年纪念
这一波论战虽然不了了之，但深刻的思想分歧还会借助易卜生的名义而重新浮现。
先是在1926年6月，徐志摩和余上沅等人合作，在《晨报副刊》开辟“剧刊”专栏，成为“国剧运动”的主要阵地。“剧刊”第二期上署名“夕夕”的“戏剧的歧途”，是反对文艺工具论的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易卜生的问题剧给中国的戏剧运动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以致造成本土的戏剧创作只重思想、不问艺术的极大偏颇。其后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缺乏剧本，二是不会表演——也就是说，无论在文学还是舞台上，中国的戏剧运动都还一无可取之处。他承认任何文艺，都不可能脱离思想，但不能一味以思想为主导，否则就会丧失“纯形的艺术”。对待易卜生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许觉悟了，现在我们许知道便是易卜生的戏剧，除了改造社会，也还有一种更纯洁的——艺术的价值。”文章最后，作者批评了借历史人物之口，宣扬“社会主义”或“民主”的戏剧创作趋势，这其中也包括了提倡妇女解放问题的《卓文君》的批评——1928年，这篇“戏剧的歧途”与“剧刊”其它文章一起，收入由余上沅主编、新月出版社出版的《国剧运动》，这一回它告诉了我们作者真正的名字：闻一多。
1928年，许多文学刊物以不同形式纪念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年刚刚创刊的《新月》也在第二期上发表了余上沅的《伊卜生的艺术》与张嘉铸的《伊卜生的思想》，至少从表面上看，这种安排显示了办刊人的持平公允，但把艺术列在思想前面也不能说是纯属无意。
同样是这一年才创刊的《奔流》，也在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了林语堂翻译勃兰兑斯、郁达夫翻译蔼理士等五篇名家名译，介绍易卜生的工作与生平。而《奔流》此回纪念的意旨和倾向性，则集中表现在了鲁迅的“编校后记”中。追溯易卜生被译介到中国十年的历史，鲁迅肯定了《新青年》的功绩，但随即便指出1920年代开始出现的倒退：林纾这样的旧文人赶着来歪曲易卜生也就罢了，更不幸的，“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台下了。”——鲁迅这番议论的背景是，1920年代以来，旧戏曲重新被新剧作家们发现（尽管余上沅之“国剧”尚不同于齐如山之“国剧”）。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个问题固然是易卜生最后一部剧作《当我们死者醒来》的主题，但鲁迅重提此话题却寄托了他自己的时代感。显然，鲁迅并不认同易卜生晚年功成名就之后的妥协，觉得他未能“独战到底”。就此而论，仿佛鲁迅还是寄望于作为思想斗士的那个易卜生的；但以“荷戟独彷徨”自任的鲁迅，却也不止一次地明确否定文艺工具论，这一点从这篇“编校后记”紧接着说到托洛茨基《文艺政策》的话就有很好的体现。
四、1934～1935：“娜拉年”
从1934到1935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并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中引起了空前热烈的大讨论。并且在这一年里，还发生了多起与女性、与婚恋问题相关的社会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而其中最轰动者莫过于“新女性”阮玲玉之自杀的悲剧。与此同时，社会事件的刺激、社会思潮的涌动，也促生了许多《娜拉》剧的演出，以至于当时报刊消息中称：“今年可以说是娜拉年，各地上演该剧的记录六千数十起”（1935年6月21日《申报》“娜拉大走鸿运”）——这个数字是很夸张，但也可以使我们想见当年之盛况。
1、关于妇女解放的大讨论
复古思潮的抬头，是1934年开始的妇女问题大讨论的肇端。年初蒋介石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倡导适合时代、环境的国民之生活，重新高扬“中华民国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试图以此来遏止当时社会尤其年轻人中盲目崇拜欧美生活方式、追逐物质享受的风气，随之而来的“妇女国货运动”也正体现了道德和经济这两方面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快便贯彻到了有关妇女问题的舆论上。《国闻周报》3月19日署名“绢冰”的文章，是最早发难的一例。此文上来先是旧话重提，批评鲁迅当年那篇有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对经济权的鼓吹，并把女子对于经济权的追求片面地说成是贪图物质享乐。然后作者声称，更重要者是在于：“男女间有一种非经济的道德问题”。依他的观点，这道德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一而终”，一是“家庭的幸福”。若要家庭幸福切不能表面地效法西洋，而“仍要中国式的家庭的幸福”。说来说去，这幸福也还是“从一而终”，也还是要求妇女固守家庭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
“绢冰”诋毁妇女解放的言辞，虽然腐朽不堪，却也不是无的放矢。当初毅然离家出走的女子，多数都应了鲁迅预言的三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再有，就是饿死或自杀。“无论以什么方式演出，仍是以傀儡始，以傀儡终，丝毫没有变更。”（曹聚仁“娜拉出走问题”，《申报》1934年7月10日）
“鋗冰”的言论立刻招来了一片抗议的声音，并在《国闻周报》引发一系列的讨论。其中4月9日“文宛”的回应，就颇为敏锐地指出了此前的妇女解放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退步，主要因为它只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