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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皱着眉头说，你怎么选这种地方吃饭？多埋汰。
我自我解嘲地说，我时常怀念这样的地方，过去，我们就是这里的一员哪。只是现在我们变了，不是这里的一员了。什么干净埋汰的？咱们早埋汰过了，现在想干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在这种地方吃饭相当于忆苦思甜了，能激发我们的斗志，发奋改变我们的现状。我领你到这个地方来，用心良苦哇，兄弟。
黄葵说，狗屁。
我说，你知不知道，哈尔滨道外区有一个北三酒馆，那里是平头酒鬼经常光顾的地方，一点档次也没有。但是，经常有大款开着奔驰到那里喝酒，把车停到另外一条街上……
黄葵说，狗屁，狗屁，狗屁。
黄葵一看我要的是饺子，马上说，行了行了，不用你请了，我自己吃份儿饭。说完径直去了卖份儿饭的窗口。
我知道，黄葵因这个剧没谱才充满了失落感。是啊，他还没有修炼到家呀，还嫩哪。人活着干什么？人活着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失落，各种各样的挫折。
第二天，我们在小高古怪且固执的要求下，与老A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保证书，意思是，我们不将他讲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上网，传播，或者擅自改编利用。因为头几个与他们没合作成的人，把他讲的那些东西都弄到网上去了。
我说，非叫“合同”吗？叫“保证书”不是更准确吗？
他说，不行，必须叫合同。
我问，既然叫“合同”，这份合同对你们有什么约束力呢？
小高说，肯定有约束力。
我说，那好吧。对了，你们那个老A都跟我们讲啥了？
小高一听，笑了。
翌日一早，我们便分头离开了北京。黄葵坐火车走了，怀着对我的憎恨，但又找不到恨我的理由那样一种情绪，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离我远去了，样子相当沮丧。我站在那里等着他回一下头，彼此挥一下手再离开，毕竟我们都是东北老乡，但他就是没回头。我只好怀揣着那份匪夷所思的“保证书”的副本乘大巴去了机场。
这次就没人送了，自己走吧。
再见吧，北京。
一到首都机场，神奇的大雾立刻涌了上来，把整个机场一下子笼罩起来，飞机不可能正点起飞了。我是一个一天三顿不能少的人，可今天早晨又没吃饭。于是，便在机场吃了一碗价格昂贵的面条。吃了饭就不怕等了，飞机爱啥时候起飞啥时候起飞，反正回海岛也没什么事。
机场已经人满为患了，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作为“策划”的我，坐在候机厅的窗台上，倚着那个装着各种副食的背包，百无聊赖地“欣赏”着眼前来来往往的旅客。这些旅客什么样的都有，牛皮的，装阔佬的，戴着大宽边眼镜装有文化的，懊恼不已的，摆官架子的，麻木的，东张西望的，他们难道不是像黄葵一样，正为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天入地，南北奔波吗？
的确，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些来去匆匆的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也不认识我，因此，我们彼此都是渺小的。有人说，尘世，尘世，过去不理解，为什么叫尘世呢？其实，尘世就是把我们比喻成灰尘，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由我们这些灰尘组成的。或者说，是由这些漂泊不定的，喜欢钱的“灰尘”组成的。
飞机终于在下午起飞了。我要的是边座，靠前的。我诚恳地跟机场工作人员说，我的心脏不好，照顾一下。
上了飞机，我是C座，靠过道，这样进出方便，非常好。A座和B座是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看就是国际倒爷，个个肥硕无比，像两部重型坦克车，小小的座位，她们竟然也坐下去了，真是奇迹。看到她们笨拙的样子，我便主动帮助她们把行李放到行李架里，她们用中文说，谢谢。我对俄罗斯人是颇有好感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城市到处是俄国人。
在飞行的三个小时里，这两个俄罗斯女人一直在睡觉，像两只肥胖的大象一样。很显然，她们太累了。我看着她们，心里想，她们的男人对她们怎么办呢？从哪儿下手呢？愁死人了。
到了广州白云机场，我又帮这两个胖女人取下行李。她们客气地让我先走。走在前边的我却非常狼狈，因为，我在西客站买的那个廉价的兜子开始断带、掉扣。看到这种情景，那两个俄罗斯女人始终非常礼貌地走在我的后边，分明是给我一个面子。我在她们眼里肯定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中国人。
回到海岛后不久，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飞广西，也是商量策划一个电视剧的事。看来，我挺忙啊。那么，这一次要不要给黄葵打一个电话，请他做编剧呢？可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广西，咣当、咣当、咣当，那要走很远的路呢，万一这次任务再失败了呢？他那颗脆弱的心能承受得了么？
原刊责编 王 童
【作者简介】阿成，原名王阿成，男，山东博平人，曾当过司机、工厂干部、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咀嚼罪恶》、《扭捏》等六部，中短篇小说集《年关六赋》、《胡天胡的胡骚》等五部，随笔集《哈尔滨人》、《春风自在扬花》《胡地风流》等四部，英文版小说集《良娼》，法文版小说集《空坟》等。其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良娼》获1991年东北三省优秀作品奖，《东北人，东北人》获1992年黑龙江政府文艺大奖，《秀女》获本刊第十一届百花奖。现在《小说林》编辑部任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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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
王祥夫
一
董老师这些天的脾气特别不好对付，动不动就发火，人也像是一下子瘦小了几分。
小镇毕竟小，董老师的事已经在小镇里广泛传开了。那就是：董老师把他老婆烧饼和女儿董笑都无情地赶出了家门。很久以来，人们都说董老师的女儿董笑长得是既不像董老师也不像董老师的老婆烧饼。董老师是个脾气特别随和的人，他从来没和别人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他这天所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把家里的那张大床从中间愤怒地锯开，他一个人在屋里满头大汗地把那张黄漆大床“咯吱、咯吱”锯了老半天，然后又把锯开的大床从屋里一拖两拖拖到了屋外，半张床只有两条腿，所以只好靠着墙放在屋门外边。这时有人过来了，先是一个人，然后是许多人，他们都是董老师的老邻居，他们都吃惊地张大了嘴，问董老师是不是也打算换家具了？董老师不说话，只是摇头，脸红红的。然后，人们就又看见董老师把烧饼的那张梳妆台也从屋里搬了出来，还有脸盆什么的，脸盆是无法锯开的，除了脸盆和牙缸还有锅碗瓢盆，几乎所有能锯开的东西都给董老师分作了两半。人们这时候才知道董老师家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无论人们怎么问，董老师就是不肯开口，后来他把被子、褥子，一包一包的衣服也从屋里搬了出来，那当然是董老师的老婆烧饼和她女儿董笑的衣服和被褥。董老师把该搬的东西都从屋里搬了出来，然后就脸红红地坐在了那里。
快到中午的时候，董老师的老婆烧饼和她的女儿董笑才从外边回来，董笑现在已经和她妈烧饼的个头差不多高，已经十五岁了。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烧饼带女儿逛了一趟街，去买换季的减价衣服。董老师的邻居们听到从外边回来的烧饼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
“董文明你要做什么？你做什么好端端把大床锯成了两半，啊呀，你把大床锯成了这样还不说，你把我的梳妆台搬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呀，还有我的衣服和笑笑的衣服，你把这些衣服都弄出来干什么？啊，干什么？”
烧饼几乎把每个包袱都用胖嘟嘟的手挨个儿抓了一下，最后，她放开了手里的一个包袱，指着董老师，尖声说：
“董文明你是不是疯了？你把一张床从中间锯开你是不是疯了，到晚上咱们怎么睡觉？”
但烧饼马上就怔住了，不叫了，也不说了。董老师已经把什么对着她从口袋里掏了出来，是那张化验单，是董笑的，学校前不久刚刚给学生们做过一次健康检查。
“你自己看！”
董老师把那张轻飘飘的化验单往地上重重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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