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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根据，加上，带工头到乡下去，用欺诈性质的方法缔结契约，这一点也可以构成刑事上的犯罪，刑法第三十二章诈欺背信及重利罪项下第三百四十四条：”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贷以金钱或其他物…… ……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之重利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 …… …… ……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以犯前条之罪为常业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 …… 。 并科三千元以下罚金。’“……
带工老板的重利，不能不说是“与原本显不相当”，加以他们以这种犯罪为常业，简直以两罪三罪并发的犯罪。
我可以诚实地告白，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了所谓法律的“功用”！可是这制定得很冠冕堂皇的法律，果真能够有效地保护那千万无告的奴隶吗？我不能不进一步地追问了：“那么，这种不合法的契约当然可以随意废弃的了？”
“不，那要当事人自己主张，民法总则第四章第七十四条规定了对于这……种‘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的契约，‘法院得因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撤销其……法律行为，或减轻其给付。’这就是说：利害关系人不声请，法院是不管的。”……
“既然这是一种‘有背于善良风俗’的社会现象，一种‘乘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而用欺诈手段订结的契约，是一种‘使人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的’犯罪，那么有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持人民之责的‘当局’和‘司法检事’，不是应该很快地检举这种不正和犯罪吗？——要那些在恶势力支配下的无知识无经验的可怜虫自己起来‘声请’，那不是实质上纵容犯罪吗？”
他沉吟了许久，慢慢地说：“照理是这样的事，社会局应该出来讲话的。”
“这样的事不违背工厂法吗？”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工厂法主要的对象是劳资的纠纷，所以对于这种‘包身制度’还是要用普通刑法来处理的，不过，假使男女工人年纪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那么照工厂法‘童工’这项目之下，对于纱厂这种工作似乎是禁止的。”他又取出了一本很厚的书，“‘童工只准从事轻便工作’，‘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场所之工作’是列入禁例的。”……
方才感到的对于法律的天真的想法，像轻烟一样地消失了。天哪，到任便什么工厂里去看一看，照现行的法律讲，犯罪和不合法的事实不是太多了吗？英商纱厂里有六岁以下的童工，才出世的婴儿像物件一样地丢放在“有尘埃粉末或有毒气体散布”的机器身边，有人意识到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警探保护着的工厂里俨存着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定是适合现社会“善良风俗”的事了。
在沪西白里南路，有鼎足而立的三个工厂，一个是中国人开的×新纱厂，一个是白俄开的×远板厂，另一个是日本人经营的丰田纺织会社。那儿不是租界，可是厂里有些什么事的时候，中国“当局”也许敢于处理×新，敢于干涉×远，而绝不敢碰一碰丰田。在中国人经营的纱厂，包身工制度已经渐渐的不“时行”了，可是，以吃人肉为常业的带工老板还集中在法律以外的东洋纱厂。在那“法律之外”的日商招牌之下，别说慢性的剥削，就是用凶器杀伤几个中国“奴隶”，有治安之责的人照例是不敢闻问的！我将这事实告诉了郑先生，他也只能报我以苦笑。
“在所谓‘友邦’的掩护之下，问题自然又作别论了，工厂检查制度，不是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吗，问题，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我们的整个的不平等条约！”
这结论是对的。我将从郑先生这儿得到的“法律根据”和那痛心的“别论”写信去告诉了冯先生和杏弟，她们那弱小的、可是不知道艰险的努力在 死水一般的社会里能激起怎样的波纹，我还不曾知道。不过，我相信，这死水里面的生物还活着，她们应该动——而且是已经在动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上海屋檐下》自序
在校完了自己写的东西，而拿起笔来写一点“自序”之类的时候，往常总感觉到一点轻微的喜意，但是现在，我只是一种“感慨无量”的心情。
开始写这剧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三月间生了一场大病，四月初为着我们的成长而苦难了一生的母亲死了。这时期，又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遭遇的一个最严重的时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势逼着，处身在一个忙迫倥偬的环境里面，写下了“第一幕”这三个字之后，几个月来，简直没有连续地写作三小时的时间，而流光如水，正月间和“业余实验剧团”预约了交稿的时期早已经过了。当陈鲤庭、赵慧深两位不惮烦地向我索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想请求他们把已经排印在上演节目单上的我的剧目抽掉，但是在他们那种热心的鼓励督促之下，终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写下去了。
写这个戏是在闷人的黄梅时节，写这个戏是在一种霉天一般的透不过气来的环境里面；因为这是一个预定了要在租界的卡尔登戏院上演的剧本。客观上先受了一重严格的限制。而自己，对几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而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着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到现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说，也许这很对不住督促和期待着我的“业实”的朋友，我写作的时候，完全地不顾虑到这剧本的商业上的成功，不管好坏，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够成为我写作方法一步前进的一个基点；才能和环境限制我只写了这样一个剧本，但是我这一点希望到此刻还没有改过。
剧本在六月底脱稿，没有充分和朋友们讨论和修改的时间，匆促地就被“业实剧团”拿去付油印了。他们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员人选，赵丹先生的匡复，赵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为一先生的赵振宇，章曼苹先生的赵师母，叶露茜先生的施小宝，再把演出的责任托付了擅长这一类戏剧演出的史东山先生，这近乎完璧的人选鼓动我对于剧本上演的兴致。我们在八月一日读剧本，三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八月十三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恋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剧团上演这个剧本。我在戏中所写的那种忧郁的天气，忧郁的感情，狭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纠纷，早该被抗敌救亡的洪流冲洗净了。只要时间容许，我今后一定要从这种写实的基点出发，再写一些视野大一点的剧本。单行本预定八月中旬出版，可是今日看完校样，已经是十月过半了。在抗战开始之后，排好了铅字在架子上搁了六十多天，卢芳兄还是要将这剧本出版，那么就让这些发了霉的铅字印在纸上和读者相见吧。
谢谢热心地替我作了一个足以使剧本沾光的主题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谊兄，和督促我写这个剧本的“业实”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十月
（原载《上海屋檐下》，戏剧时代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版。）
《上海屋檐下》后记
此剧作于一九三七年春，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
在这以前，我很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我很感谢陈鲤庭和赵慧深同志。没有他们的“出题作文”和“限期交卷”，这个剧本是不会写出来的。当时在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要剧本，而且想要有一个“比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这时候正在“西安事变”之后，我听了许多出狱同志的故事，有所感触，引起了写作的冲动，特别是当时的“业余实验剧团”拥有一批出色的演员，这些朋友们的优秀的演技深深地引诱了我。看看这张演员名单吧，我不禁跃跃欲试了。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