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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太年轻了，对这一切既震惊又完全不能理解。我绝对没有想到，后边还有一场噩运也在等着我。
我的家庭出身那时是属于“黑五类”的。你知道什么叫“黑五类”吧？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右派。我父亲解放前是个做文化用品生意的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在天津、北京、石家庄、邢台、郑州全有他的买卖，因此解放后他被归为资本家行列。
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为人热情，乐善好施，跟街坊四邻的关系都特别好，人们有什么难事都爱找她帮忙。“三年自然灾害”时，她救助过好多人，送人家钱和粮票。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我家侥幸躲过了抄家，那些被我母亲帮助过的人，这一回又帮了我们家。
虽然没人抄我们家，但在“破四旧”的狂热氛围中，母亲自觉革命，于是，她让我们弟兄几个在夜静更深时砸碎了家里一切稍微值点儿钱的磁器，烧毁了不少书画。记得砸碎的那些瓷器中有一缺角的痰盂，据父亲说那是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官窑，是非常值钱的古董。母亲还让我们烧毁了十几轴父亲留存多年的字画，那里有我父亲最喜欢的一副名为“听雨图”的山水画，那是清朝末年一位九门提督送给我祖父的亲笔画。有天半夜，母亲还让我把一副麻将牌扔进了我们家附近的龙潭湖，那可正经是一副象牙麻将啊。就这样，母亲还怕自己革命得不够彻底，双手捧着我们家的房契送到象征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街道派出所。
“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家彻底衰败了。
在那场运动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人性的沦落，人的尊严全部丧失。作为一个曾经充满理想、怀着一腔抱负的热血青年，面对国家的大灾难忧心忡忡。
在过去读书中，我知道了越南，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重要的是，那里正在进行着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对于我这样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的热血青年来说，到越南的丛林里去打仗，很适合我的性格。于是我去找了我的朋友付梅国。他是翠微中学的，我们俩是大串连时在广西认识的，回北京后经常一起在北京图书馆看书。他担任领导干部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从一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就落到“狗崽子”的境地，所以我们俩同病相怜。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之后，两人一拍即合。我们俩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那是１９67年12月份吧。
我们从广西偷越出境，在越南的山里钻了10多天，走得鞋底子都磨飞了，最后走到了越南的文林县，被越南的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说想参军，但他们不要我们，客客气气地请我们俩吃了顿饭，说：“我们代表越南人民感谢你们支援越南人民革命。但是你们国家周恩来总理10月份已经跟我们总理有过协议，只要有再过来的中国学生都得送回去。”然后就把我们送到友谊关。走时，他们送了我们每人一身军装和一个胡志明像章。我们俩就这样灰溜溜地坐火车又回到了北京。
没能出得去这事儿很让我扫兴。在北京待着能干什么？社会乱哄哄的，那时的红卫兵、社会盲流、小偷什么的完全融为一体了。在那种状态下，没有人还能够看到自己有什么前途。上学不能上，工作又没有，根本看不到什么希望。于是我又开始策划。这一次，我选择的目标是香港。那个年代，逃到香港就是逃往国外，就是叛国投敌的罪行。如果被人知道，绝对是掉脑袋的事情。但那时我还不满20岁，还是个不知深浅的懵懂少年。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身边的一些同学，好些人被我的企图吓坏了，悄悄离开了我。但也有几个和我情趣相投的朋友支持我，我的好朋友孙传久便是其中一个，他愿意和我一块铤而走险。就这样，我们二人带了一大堆当时的各种小报，登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火车。我们到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时，却接到了我的女友来信，只有她知道我的去向。她信中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出走是犯罪啊？你们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的。”这封信终于打消了我去香港的念头。我想，如果真的因为我而连累朋友们，那我良心会一辈子也不得安宁。于是，我自己乖乖地回了北京。其实当时还没有被发现，同学们是好意地用这封信把我给骗回来的。后来，我他妈真因为这事儿“陷”了，罪名是“企图逃往国外”。
忘不掉的历史（3）
这次回来后，我又跑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去了，北京图书馆那时开放过一段时间。我跟食指也就是那时认识的。你那天看到他应该感觉到他的性格了，他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世界里只有诗歌。那会儿我们俩天天坐一块儿侃诗。他的《相信未来》就是那个时候写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理想主义的人。
１９69年4月份，我和食指分别插队去了，他去了山西，我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阿荣旗，与阿城、孙立凡———他是章乃器的儿子，等10多人一起去的。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思想很苦闷，每天一块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了解外边世界的信息。然后在日记里“发表”一些不满言论。后来，我的一个熟人在北京被抓住，搜出了我写的诗和日记，他交代了我们这帮人的罪行，结果我们全被托出来了。罪证是：听敌台，发表攻击江青和毛泽东的言论。所以，我们被视作“反革命集团”，抓了13个，判了9个，我就是其中一个。但我是最后落网的，因为我听说这事儿后，抢在抓我的人之前先逃了，在外流亡半年。我不敢跑回北京，就去找了在山西插队的我的同学郑少平和李伟。这两个人现在一个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做院长。他们护送我跑到了河南，在那儿有他们的亲戚。但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不保险，我就再去找在山西大同插队的李伟。路上，因为我老看书，引起了别人注意。记得那天，当我在候车室里一边看一本小说《神秘岛》，一边等着发车时，突然过来几个人问我：“你哪儿的？北京的吧？跟我走。”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抓走了。这几人都是戴红袖章的。我问：“我犯什么错了你们抓我？”他们说：“你们北京学生没一个好玩意儿！抓你就不委屈你。”他们说我是盲流，要给我送回北京。我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通辽的。他们不信，说查查再说吧，就给我送到了山西大同的马雁农场，让我在那儿干活，什么时候查清了什么时候放出来。我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反正只要不给我送回北京怎么都行。
我在那儿被关了１个多月之后，我心想，这关到哪天算一站啊？一个晚上，我乘无人注意的时候跑了，没想到同屋的一个盲流哑巴看见我跑出去就叫唤起来。门口两个拿着长矛的看守，迷迷瞪瞪一听有人逃跑就追了过来。我刚好要翻墙时，他们从背后给了我一长矛，扎在我屁股上。我带着伤从墙上翻过去，从大同的御河游到对岸，扒火车到了太原。当时在太原、泰谷、祈县、介休、张兰一带都有北京的学生插队，我就到处住。前后待了小两个月。伤养好后我回到了太原，找到了我的朋友，他是当时山西省剧协主席张万一的儿子，叫张晓杰。我在那儿住到第三天晚上，还是被人发现了。太原市公安局跟北京市公安局去了三四个人，夜里把我给铐走了，坐火车押回北京。从那时候起我就再没出来，一晃就是１０年。他们给我定的罪名是“三反一攻击”，“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人”，判刑8年。关到第二年时，因为我逃到香港的事情被人给揭发了，又给我加刑5年。到１９79年12月份平反出来时，我蹲了9年9个月零16天的监狱。
说老实话，我当时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个年轻人，无非就是写点诗，发一些不满情绪。什么逃往国外，其实是我这人比较浪漫，喜欢胡思乱想，从小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无非是想跑到国外去看看埃及金字塔，看看撒哈拉沙漠，看看巴黎圣母院。我根本不可能想给台湾的国民党当特务，也没想逃到美国当间谍去。
在我被单身关押的2年多时间里自杀过２次：１次绝食，１次触电。那时我绝对绝望了。在一间３平方米的小号里，你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在里边整整待了28个月啊。我写过一篇《单身牢房的日子》，8万多字，非常详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