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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45岁以上者为26％。在中国的避孕方式中，安全套是44％，避孕帽32％，其他还有女性结扎、避孕药、自然避孕等。
再者，安全套看着象奶油，吃起来象蚂蚁腿。现在的一包12个的安全套目前市场零售价一般在10…30元之间，而成本不过2、3块钱，乍看起来，这里面的利润惊人。但是业内人士却认为，这安全套看着象奶油，吃起来象蚂蚁腿。其中关键问题，就是单位价格太低了，就一二十块钱，不象家电行业，动辄成千上万，现金流量大，资金运做作的空间就大得多。如果剔除各级批发、零售等环节的利润，实际上就是蚂蚁腿，没有多少肉。蚂蚁腿怎么扛得起广告这把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赚眼球比广告更直接
不过，还是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象家电行业般大规模的广告战，在安全套行业不可能爆发，但是第一个打广告的这个大彩头却都盯这着呢。
据分析，哪家第一个打广告了，最赚眼球的是在中国第一个安全套广告的新闻价值，这种受益可能远大于广告的效果。还有就是先入为主的品牌优势。应该说，安全套品牌的忠诚度是挺高，为什么呢？先入为主，安全套这种产品在销售过程中，一般人们还是越快越好，不象买家电似的，东瞧瞧、西看看，配置、礼品、售后服务等问个没完没了，许多人是看看价格，拿了就走。这种情况下，谁先嚷嚷出来了，谁最受益，同时价格还能上去，因为安全套价格不敏感，价格并不是安全套的购买的关键因素，质量不相上下的两种安全套，价格低的不一定卖得比价格高的好，因为即使一样的感受，还是会感觉贵的给人的感觉好，有品牌的好，这样企业也能形成良性循环。
“在目前的情形下，用低成本的公关手法，赢得消费者的关注，还是最划算的”，作为杰士邦的创始人，占红水对如何利用安全套的争议性来运做市场自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由于传统文化和国民心理的原因，安全套长期以来都被当作诲淫诲盗的东西，而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于1989年下发《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指出“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因此，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其实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有关规定，为安全套的传播赢得了难得的空间，可以充分用安全套防止性病、爱滋病传播的现实意义来做文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趋势十分严重。卫生部2002年10月的统计表明：我国艾滋病患者和HIV携带者已达100万。据专家测算，若以现在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而使用安全套是专家们公认的最有效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途径。与此相反，我国的艾滋病高危人群和性病病人的安全套使用率却相当低：1995至2001年的国家监测点监督资料表明，高危场所女性经常使用安全套者仅占10％左右；据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对南京、武汉、海口3个城市性病门诊124名性病病人的调查，使用安全套者也仅占15。3％。不用安全套、用伪劣安全套，都将给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带来损失。
有人总结安全套行业这几年的营销手段时认为，表面上安全套厂家在试图突破禁区，运用广告形式推广使用安全套。实际上，安全套厂家一直是在利用这种现实、传统、规定的矛盾来挑事，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不过都是具有非常好的社会意义。
其实，广告也罢、公关事件也罢，不过都是营销传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一种手段，哪个投入产出比高，就用哪个行了。
牛群发套夺人眼球
牛群“上套”刚完，“坏男人”又组织了一起牛哥“发套秀”，同样引起轰动。牛哥上套、发套的事情，成了当月人们津津乐道的热点新闻。
2月13日，情人节前夕，波特曼在王府井医药商店门前请牛群向过往行人发放安全套。第二天，这条新闻成了北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的事件。
牛群发套、众人争抢的大幅照片被安排在了《北京娱乐信报》头版上。《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也纷纷以牛群当街发放引起哄抢为题报道此事。《京华时报》报道的原文如下：
在情人节到来前夕，刚刚成为安全套代言人的牛群当街发放了安全套和玫瑰花各999份。
昨天下午2点，牛群在王府井医药商店前开始向行人免费发放夹带安全套的玫瑰花。他提醒往来行人，情人节是男女温馨浪漫的日子，但要牢记安全第一。
现场群众并未对安全套表现出避之惟恐不及的态度。牛群刚一露面，一位女士就喊道：“我要第一个。”尽管有民警维持秩序，但还是引起人们哄抢，有的人甚至跳上桌子，牛群不得不采取抛撒的方法，以尽快结束活动。
不过，也有行人对牛群参与这种活动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给孩子的冲动行为提供了方便。
与此同时，围绕着牛群作为副县长该不该做广告、安全套该不该做广告等问题，各媒体也刊登了大量的评论文章。
《北京娱乐信报》的黄英率先以《牛群‘上套’，挺好！》为题发表评论对牛群上套表示支持。
胡同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安全套发售机，平日里路过从未见人问津，险些以为这只是个无用的摆设。有一日心血来潮投了硬币进去，倒真的掉出来一个安全套，才相信这东西是真的有用。后来跟朋友说起，遭人家笑话，说有多少人会好意思当众买这玩意儿呢？
这么多年来，纵使社会再进步思想再解放，在许多方面，我们中国人却总是有些固执地坚守着，比如性。男人谈性，会有人说你流氓，女人谈性，会有人说你淫荡。久而久之，一些原本真纯原本美好的东西也都变了质，甚至从压抑衍生到变态上去。
始终以为，可以坦然谈性是人心理健康成熟的标志之一。这坦然，并非肆意，而是代表了一种科学的正常的健康的态度。中国人一向重情意，“性”与“情”原本就是不可割裂的，谈起来又何必遮遮掩掩？过去往往因为羞于谈性，反而使疾病得以传播，从这个方面看，明星为安全套做广告很有意义。
比如早些时候担任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以及最近刚刚担任某安全套品牌形象大使的牛群，都是以行动来向全社会证明——有些东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愚昧，以及由愚昧而导致的行为。
说实话，我对牛群此前的许多举动是冷眼旁观不予置评的，譬如当县长、办学校等等，但这一次，这个男人将自己的头像印上了安全套外包装，无论这老牛“上套”究竟有多少炒作成分，我都由衷地想为之叫声好！
《江南时报》以《牛哥被谁深深地“套”牢》为题发表了刘以宾先生的评论，对牛群的行为提出质疑。
“牛哥”本系相声演员，先是挂职副县长（并非作家体验生活），继而通过正式程序“转正”，而且，无论在“挂职”期间还是“转正”之后，一直都做着许多本不适宜真正的官员做的事，（尽管这些事显得很无私很高尚，且对当地人民有益）如此等等，可谓“自由度”扩大的一个最好的例证。然而，当我们为越来越“自由”的社会感到欣慰的同时，却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充分自由和个性张扬相伴随的，恰恰是传统社会所没有的“契约精神”以及规范和严谨。
如今牛哥既然是正式的副县长，该身份对其所有个人行为当然就具有了内在的规定性。或者说，“副县长”这一职务与当地党政组织乃至整个政府官员系统之间，隐含着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虽与商业伙伴之间的那种契约合同有别，但在严肃性、“刚性”上是一样的。例如，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副县长每天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在这种“契约”的规定性之内。身为正式副县长的牛哥为安全套做广告的行为，怎么看都在上述“契约”之外。
判断一种行为的对与错、是与非，其依据不外乎以下两个：一是世俗眼光，或者说是某种“约定俗成”，某种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一是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下的既有的法律、纪律等体制规范标准。从前者看，即使中国社会超前20年，一位政府官员的个人形象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