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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当一件事处理，那我一个人全部承担就是了，你们放心。”因为虽然是我和刘军带头撕的，但大家基本都参与了，见我这么说，他们当然会同意。刘军恶狠狠地说：“谁要是松了口，叫他死都不知怎么死！谁第一个开口，我们其他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知是我的分析稳住了他们，还是刘军的威胁吓住了他们，总之最后没有一个人松口。这就是我前边说吴民生提马桶引出的故事。
饭后只听一声哨响，大门外冲进来十多个武警战士，他们在监狱院内背对监舍，分列两排，握拳叉腿。我从风门看了一眼，说：“还真摆出了一个大场面！”刚说完，郭铁汉咣当一声打开11号的铁包门，喝到：“统统出来，在院子里站好！”
我们出来后，一队武警进了11号，另一队仍在院内戒备。此刻，每个囚室的门缝后，肯定挤满了脑袋。因为我们列成两队，正好面对6号囚室，付海滨在风门问我：“眼镜，你们出啥事啦？”我笑了一下，但不能回答他。
郭铁汉来到我们面前宣布：“这件事局里已经立案啦，案子非破不可，现在给你们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你们自己想清楚。”他又讲了一通连唬带吓的话，就进监室去了。他一走，院子里的武警就围过来了。这才是我们灾难的开始。
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田金占被踢得栽了一个趔趄。这一定是那个武警表演一个弹跳单脚踢腿。“站好！”在喝斥中田金占肯定又站回原来位置了。因为不准动，也不许转头，我只能凭耳朵判断情况。扑通声哎哟声喝斥声响成一片。林诒军因为一打就叫，所以还挨了一记耳光。刘阳明被打得倒在地上，因为不想爬起来，又多挨了几脚。刘军也被一个扫荡腿打得坐在地上，但他不敢迟疑，立即爬起来。虽然爬起来了，但来自前后左右的拳打脚踢仍应接不暇，他只好弯腰抱着肚子呻吟。
我因为站在南边第一个位置，所以最后的打击才轮到我。这时，我们这十几只“活沙包”已经被练了二十分钟拳脚了。一个高个子武警站在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老实？老实不？不老实？是不是想找死？”说着，他一个直冲拳，重重打在我的前胸。这一打，使我的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但我一伸手，灵敏地抓住了。如果掉在水泥地上，只好完蛋。这个武警又转向别人了。我真幸运。这是我在作为阶下囚的日子里唯一挨过的一拳。不知武警战士为何对我手下留情，也许他们觉得我的精神气质和其他囚徒有着显著的不同吧。感谢武警战士！后来有一个武警突然命令我们全体跪下。
我对这个命令有点吃惊，也有点意外。但其他人已经执行了。我一个人不可能直楞楞站着。我犹豫一下，只好跪下去。当膝盖被水泥地面弄疼的瞬间，我明白了。
殴打和下跪的作用是相同的。因为过去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明白下跪这个仪式化的动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我们必须被从精神上征服，必须将全部人格降低，必须将全部自尊击溃！想到这一点，我轻松了。我脸上充满笑意，可惜我的前边没有人。也许6号囚室的人从门缝中看见了我的嘲笑的表情。
有没有人看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此刻能从内心深处爆发出这种嘲笑。在郭铁汉再次出现之前，我们又被命令站起来。他重新开始训话，他以为这一次会有收获。他不从我开始了。他很聪明。他第一个问的是刘阳明。刘的回答没有改变。郭气恼地说：“你这个老实人也学坏了！”他问林元旦：“你犯的是什么罪？”林说：“盗窃。”郭说：“完啦完啦！你娃出不去啦，盗窃罪加反革命罪，数罪并罚！”他依次问每个人的罪名，问完后照例加上“数罪并罚”的恐吓。问到刘军时，他说：“你小伙子聪明，但这下因为关在11号，被有些人连累了，反革命罪可比扒汽车的刑期长多了！”
他已经认定是我干的，只想用“数罪并罚”的恐吓从那些人身上打开突破口。见一个都问不出来，他宣布：“既然一个都不说，只好人人有份，在每个人的罪名上再加上一个反革命罪啦。”仍无人吭声，他只好问我，但语气已经明显放弃了：“秦耕，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是谁干的？”我终于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说：“给你说是贺村人干的，你自己不信！”见我这时仍故意装傻，他也忍不住笑了，说：“真服了你，睁大眼睛说瞎话！”说完挥手让我们回号子。其实是经这一折腾，他的冲天怒火真正消了。
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但11号的死不松口，让每个号子的囚犯都敬佩不已。后来叶振仓等人调到11号时总是说：“我们都很佩服，你们真心齐。”
我们回到11号，才知道号子里也经历了一场浩劫。武警把号子来了个掘地三尺大清查，所有东西翻成了垃圾场，包我写的以“纯风景”命名的系列散文和一篇《人类心灵中的原始残余》都被抄走了。
因为这个“案子“终于没有”侦破“，也使我失去了砸一副十八斤重的脚镣的机会。我说过，坐一次牢，不戴一次脚镣，那是十分遗憾的。
第二十三章：戒具：自由的属性与金属相反
记得在看守所的每间审讯室里，都贴着一张关于“加戴戒具”的若干规定，这是我在受审讯时无意中看到的，现在当然不可能还记得全部详细条文，但我还能回忆起其中的一条，是“加戴戒具不得超过规定时间”云云。现在看来，这项规定是针对看守所干警的，是其上级机关给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之所以要公开张贴出来，大概是在显示“警务公开”吧。但细心的人，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戒具背后的恐惧——上级之所以要制定一个规章，严格约束干警的行为，是为了预防看守所干警滥用戒具，造成囚犯身体伤害，惹出麻烦。冰冷的、静态的戒具虽然是没有生命的金属，但它一旦加戴在有血有肉的生命肢体上，却能造成很深的伤害。在没有知识、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囚犯眼里，戒具是浓缩了的国家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化身、是国家法律的物质化。
搜索全部记忆，第一次看见此类东西，是文革晚期看京剧《逼上梁山》，两个差人来抓捕林冲，经过一番打斗，一位差人把一尺多长的细铁链往林冲脖子上一搭，林冲立即老实下来，停止反抗、挣扎，做出无可奈何的动作，像一条狗一样被差人押走了。年龄只有几岁的我，对此大惑不解，要母亲回答这是为什么？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把林冲绑住啦，他必须老实下来。我很不服气，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条链子很短，根本就绑不住林冲，何况那两个差人的武功根本不是林冲的对手！”，母亲只好解释说：“铁链子代表的是王法，在没架上脖子前，你可以反抗，但只要一搭上脖子，就绝对不允许反抗了。”尽管仍不服气，我也只好接受母亲的解释。不久，另一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让我意外明白了林冲的处境，也修正了母亲想当然的“铁链子就是王法”之说。在这出戏里，李玉和从双脚到双手、脖子全部套上了铁链子，各条铁链子在胸部连接起来，被一把大铁锁紧紧的锁住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林冲脖子上的铁链子，是李玉和的大铁链子的舞台简化，就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手里的马鞭代表
的是骑马一样。其实，林冲脖子上尺许的铁链，代表的是他也像李玉和一样被锁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只是《逼上梁山》的导演为了节省道具的材料而已。
在《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中了解戒具时，我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应该说我超前建立了完整的刑具概念。后来我才知道，我所谓的完整概念，也仅仅是一个概念而已——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对刑具建立了一个模糊的、空洞的概念。
我与刑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是在本书第三章和第七章所写到的那些。不锈钢手铐锁住我的双手时，我通过肉与铁的零距离接触，用肉身体会到了国家暴力钢铁一般冰冷的感觉。但直到这时，我仍然未能超越“刑具就是王法的象征”这个抽象概念，我把自己手腕上的不锈钢手铐，在审美中简化为林冲脖子上那可笑的、可有可无的、林冲完全可以不在乎的一个舞台道具。我以为它的作用，仅仅来自林冲的自觉服从；林冲服从的不是钢铁本身，他服从的是钢铁之外的、以钢铁来具体化的更强大的一种力量；铁链不是林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