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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就是二号人物。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罪犯，人来人往，11号里后来发生的系列“权力争夺战”，莫不围绕这大铺两端的象征权力的位置而展开。此是后话。
当天我还学到的，是另外的知识。
入睡前，刘军过来问我提审时抽烟没有，我说抽啦，是刘中亚给的。刘军问我为什么不多要几支带进来给大家抽？我说不懂。刘军告诉我，“咱11号已经断火二十多天了”，并用威
胁的语气告诉我：“今天你本来有一次为11号“立功”做贡献的机会，可是你太愚蠢，没有为大家做出贡献。”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若放在别的监仓，我从皮肉到骨头，都将有一次“痛快”的洗礼！田金占接着给我讲了种种藏烟的方法，一种是塞在衣领里，一种是塞在鞋垫下，另一种是塞在内裤里，放在睾丸旁，武警搜身时摸裤裆也不一定摸得到。更安全的方法，是把烟剥成烟丝，直接放在衣服的夹层内。
最后刘军命令我，今后一段时间，你出去提审的机会多，咱11号的烟就靠在你身上了。我问了一句，没有火怎么抽烟？
陈济仓说，这你放心，我们有的是办法。
我头放在靠墙的一侧，脚伸在床栏那头，左边是囚室的墙壁，右边是另一个犯人。房顶的灯泡发出昏暗微弱的光线，照着安静的囚室。
我的心情也很安静。
我把脸朝向墙的一侧，准备入睡。
我的三边都没有“敌人”靠近，只有背后有危险，可我用背把它屏蔽了。至少我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空间。
我甚至笑了一下。觉得能在这个神奇的地方睡觉，真是人生的奇遇。仿佛冥冥之中，早会有这么一天似的。那就安心睡吧。
第八章：我的监霸长着黄胡子
那年七月十日，当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潜回故乡时，我的心情比那个雨日更加潮湿。走出汽车站，我的双目从雨伞下热切张望。还是那个小城，还是那几条街道，两侧还是那一幢幢我所熟悉的楼房。但一种怪异的感觉袭上心头。
楼房似乎更灰暗、更矮小了，街道似乎更狭窄、更破旧了。法国梧桐的落叶，在风雨之中更增添了几分伤感与破败荒凉。
令我感到突兀的是，我走出车站碰见的第一个熟人，他向我说的第一件事，居然是“6。26”车祸。我明白他的心理轨迹：看见我，想到公共汽车，然后自然想到不久前的那次车祸。于是他省略了联想的过程而直接说出结果。
“你知道吗？前几天翻车，死了三十二个人！”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他当然不是小说家。他不是故意制造荒诞，因为他本身就是荒诞。他向我描述了那场车祸。据说当时几乎满城恸哭。
令我吃惊的是，今年四、五、六三个月的事，在这里还不如“6。26”车祸的影响大。也许只有“6。26”车祸那种当场诉诸死亡的恐怖情景，才会给我的父老乡亲们造成长久的震撼。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6月26日在我的故乡发生、并导致32人死亡的惨案不会引起我震惊。
我只是说，我与我的老乡们还处在不同的心理现场。现在与我同时关在11号监仓的陈济仓，正是“6。26车祸”肇事车辆的驾驶员。
有一天，我、张新良、陈济仓坐在11号的大铺上，搬着手指细数每个犯人手上的人命。6号的刘双喜杀死两人，伤三人；5号的xx杀死一人；2号的xx杀死一人，伤一人；12号的xx重伤一人。我说咱11号谁也没有杀过人。陈济仓突然说，这个监狱里的杀人状元就在咱11号关着呢！见众人不解，陈济仓自豪地说：“我一次就杀了三十二个！”
发生车祸的当天，陈就被依法拘留。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期是七年。陈济仓后来就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对此，陈本人有充分心理准备，他常说：“咱手下有32条人命，但杀不了头。七年，肯定是七年。”他说：“七年算什么？我到了劳改场还不是开车？区别只是不领工资了。”每次看见管教干警，陈都要问：“没听说啥时候送我去劳改场开车？”好像他在向人事科长要求新调一个工作单位一样。
相对于这间十二平米的黑牢，劳改场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地方，不管是莲花山砸石子，崔家沟煤矿挖煤，还是到“五号信箱”烧砖。这几个劳改场在那里，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名字已听得耳朵起老茧了。关在黑牢中的人，下一步的去处，一般就在这几处了。据说宣判之后，剩余刑期已不足一年的，就继续在这个看守所执行——我看见那些在街上清理水沟的犯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已不足五年的，送往“五号信箱”烧砖；不足十年的，去莲花山采石场砸石子儿，那些石头运往各建筑工地——你看见那些浇注沥青的垫路碎石、铺设铁轨的路基垫石，可能就是莲花山的产品呢；至于死缓，无期徒刑，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人，就送到一个叫崔家沟煤矿的地方挖煤了。崔家沟煤矿在号子里简称“崔矿”，非常亲切，好像是一个与我们有着深厚感情、留下了美好回忆的地方。到了后来，犯人在给自己预估刑期时，也分别用这几个劳改场代称了。
“我肯定要去崔矿挖煤。”田金占说。
“说不定咱俩分在一个中队呢。”张新良说。
“我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可能只能要去烧砖。”刘军说。
而我，对自己的估计是，要么去“五号信箱”烧砖，要么就去莲花山砸石子。当然，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在某天夜里突然拉出去，悄悄活埋掉。这种情况发生在纳粹侵入苏联的前夜，斯大林通知那些平日被监控的异见人士紧急开会。这一去就永远不见回来了。阵济仓说：“现在那里还会有这种事？你没事儿，你到劳改场顶多负责出黑板报，给劳改犯念报纸，你戴着眼镜没法进砖窑，镜片会烤裂的。”我说也可能还不等进砖场，就先拉出去活埋了。张新良就说，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土匪，如果敌人打来了，政府说不定还发杆枪，让我们上前线戴罪立功呢。像你这种，只有先拉出去活埋了再说。
据说在劳改场里还有报纸看，有篮球打，能在外边晒太阳，能吃饱饭，家里亲人还可在固定的日期来探监。说起这些，人人都十分向往。因为以上这些，就是黑牢里的人做梦都在想的事，尤其那些农村里来的犯人，觉得在劳改场里，几乎等于找到了“工作”，说不定刑满释放回家，乡亲还把你当有工作吃公粮的“干部”一样看待哩！
陈济仓更有经验，他说：“劳改场和毛主席搞的农业学大寨、农田基建大会战差不多！不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住集体宿舍吗！而且咱到那里，干的还是技术活——犯人里没几个会开车！”
我后来终于没有去上述劳改场中的任何一个，情况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对这几个劳改场的向往，给漫漫长夜里在黑暗的牢房里的我，增添了许多乐趣，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说我这次回来，下车后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陈济仓出的那次车祸。陈济仓很自豪地说：“看吧，你们学生娃是瞎闹腾！我一闹腾就惊天动地，创造了一项记录。现在我的名气比你大啦！”我说我属于秘密收审，没公开消息，在这里悄悄关着。
果然，前几年我再次回故乡，路过陈济仓出车祸的那座桥时，看见路边立着一块石碑，上书某某运输公司客车驾驶员陈济仓，1989年6月26日15时，违章驾驶，在此发生特大交通肇事，造成32人死亡、若干人伤残，希过往司机，以此为鉴云云。
我就这样在囚室里闲聊着，犯人之间慢慢就熟悉了。几日后的一个上午，田金占指挥刘阳明、卢传胜、还有负责拎马桶的那个犯人，把谁的旧衣服撕开，做成几块抹布，反复地擦洗水泥地板。陈济仓在和我说话，他问我现在懂不懂号子里地规矩？我说不懂。陈说，监狱从古到今，哪朝哪代都有，不管是国民党上台还是共产党上台，但这监狱里的规矩不会变。这就是每一个进号子来的人，先得来一顿打，这是号子里的入门仪式，就像结婚，先得办个手续，三跪六拜是不能少的。打过之后，再把身上的衣服扒了，好衣服送给监号里的老大，这样日后老大才会照顾你。
陈说到这里，张新良说：新人进来，听着送你进来的管教走出监狱院子，在外边锁好大门了，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先把他撂倒，上去几个人就是一陈乱棒锤，打得他摸不着北！
我说那要是叫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