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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是赵构而不是秦桧害死了岳飞，这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认定，不关乎“意识”和“精神”的时代性。严家炎证明金庸小说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另一个证据，是《笑傲江湖》、《鹿鼎记》影射了其时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即使金庸在写作这几部小说时，真的有意与大陆的“文革”联系起来，那也同样是发现了对于招徕香港读者，大陆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如果说金庸有意以武侠小说的方式面对香港的大众读者批判“文革”，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如果大陆的“文革”真的给了金庸以灵感，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金庸拿大陆人民的苦难博取其时的香港人茶余饭后的一笑。在没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杨过在古墓里反叛了礼法一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不是说金庸小说全无一点“批判性”，作为一种畅销策略，“大众文化”显出一定的批判姿态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真的要批判什么东西，关键是要做出这种批判的姿态。这样一种批判姿态，其限度在于与大众观念相吻合。倘若批判姿态过于激烈，就可能失去大众读者的支持。金庸深知其中奥妙，因此他的小说总是把批判的姿态设计得十分精确。批判师徒不能结婚的“礼法习俗”，批判“贞节观念”，都是这种精确性的表现。对于金庸小说的所谓“批判性”，还是方爱武先生在《“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中说得好：“在一定条件下运用‘批判’正是文化工业的现实策略。文化工业目的是取得商业利润，而体现的实质是维系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是通过对现文化的认同，手段是借传媒等现代技术手段。所谓对现文化的认同包括对流行社会观念、社会价值观的认同。一个社会在上升时期也有改革与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就处在这样的时期，金庸小说要迎合消费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关键是看如何批判？设若香港或国人强调‘贞节’，而金庸通过思考认定贞节有碍两性关系的自然交流，于是在小说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润，《明报》或许早就办不下去了。但设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对口，利润亦是不得，于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观念又不会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聪明、政治家的敏锐同时在这一步中实现了。”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人，查良镛是否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与以“金庸”为笔名写下的武侠小说中是否具有“独立批判精神”，是两回事。即使查良镛具有“独立批判精神”，但当以“金庸”为笔名编制武侠小说时，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也无由表现。因为每天刊载武侠小说的那块版面，是用来赚钱的地方，而不是供人发表个人见解的地方。
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一文结尾，严家炎先生语带遗憾地写道：“金庸小说有没有非现代意识，有没有陈旧观念、滞后思想呢？有一个现象也许可以讨论。那就是：他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在古代，中上层男子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小说中写到也属正常；但是，一个男主人公四周总有那么多女性在围着他转，这类现象在他作品里又出现得那么多，那么集中，我以为还是说明一点问题，即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连对金庸珍爱异常的严家炎先生也不得不于论列金庸小说中“现代精神”之余，严肃指出金庸的这种“非现代意识”，可见这种现象在金庸小说中确乎异常“严重”了。对这种“一男数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学家”也都往往像严家炎先生一样，于称颂金庸之余，遗憾地将其指出。而对金庸持否定态度的人，则难免在这—点上对金庸严加攻击。坦率地说，如果真正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现代女性主义尺度来要求，仅如此明显和严重地歧视女性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金庸在“现代精神”上，是—个不及格的人。周作人曾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见周作人《扪烛脞存》，转引自舒芜《串味读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金庸小说里也大谈佛，谈得如何，姑且不沦。但金庸小说对女人的“说法”甚为低俗，该是不争的事实。倘按周作人的标准，即使他谈佛能得满分，他的总体“见识”也只够五十分。与此相关的，是金庸小说往往把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却极为干净，非但谈不上诲淫，简直是在极力维护传统的贞节观念。仍以杨过与小龙女的关系为例。当误失“贞节”后，金庸对小龙女有这样的描写：“小龙女……心中凄苦到了极处，只觉得便是杀一千人，杀一万人，自己也已不是个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深爱杨过。”一个在与世隔绝的古墓中长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强烈的贞操意识，不说明“礼法习俗”对这个其实生活在“礼法习俗”之外者，也同样施行着有力的制约吗？而在“古墓两个人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杨、龙耳鬓厮磨而产生爱，同室而眠而遵守礼教之大防，乃至他们决定作为夫妻但未行仪式前仍同睡而各守贞操。杨、龙这两个不经传统熏陶、不习礼法、不知‘名节’而自然生情者，如许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称呼人性或爱情？称礼法可也”（见方爱武《“文化工业”与金庸小说》，载《世界华人文学论坛》1999年第1期）！爱得这样深的两个人，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用古书上的套话说，却“终不及乱”，如此懂得“发乎情，止乎礼义”，如此善于以“天理”来克制“人欲”，这不是蔑视“礼法习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礼法习俗”的楷模。如果真有这样一对相爱极深的男女，长期生活在远离人世的古墓中却又“终不及乱”，那是完全可以在他们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贞节牌坊的。金庸热衷于写数女恋一男，金庸如此写古墓中杨过与小龙女在“性”上的“干净”，如果体现的是金庸真实的男女观和性观念，那只能说金庸的两性观还是很陈腐的。或许把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关系写得那样“干净”，恰恰显示了作者内心的不干净。
不过，事情也许更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应该看到，金庸将男女之情写得浓烈异常却把男女之性写得无限圣洁，这样一种有情无性的故事模式，其实也非金庸独创，而仍然是对当年“鸳蝴派”的一种继承。有论者说：“五四作家批评鸳蝴派作家‘诲淫’，可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误解。几个主要的鸳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说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荡，而且是太圣洁了——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后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样‘无情’的爱情小说何以当时能引起读者那么大的兴趣。正是这种相当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于越礼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能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读者的审美情趣。”（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4页）在性描写上，“五四”新文学的确比“鸳蝴”旧文学更大胆，这也构成对传统的贞节观念的有力冲击。而在与“五四”新文学的论战中，“鸳蝴派”作家也曾以“五四”新文学在性描写上的越轨为口实，对新文学施以攻击：“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说艺术价值的新文化小说家（？），竟会专门提倡性欲主义。专门描写男女间的情事。甚么提倡兽性主义。描写男和男的同性恋爱。简直说一句。描写‘鸡奸’。读者不信。请看《创造》杂志第一册内郁某的小说。和郁某的专集《沉沦》一书。——新式圈点的小说。他们不是说小说在文学上占据很高的地位吗。然而到底谁是做黑幕小说的。”（见张舍我《谁做黑幕小说？》，收入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郁达夫的《沉沦》对性心理的大胆越轨的描写，是其时的大众读者无法接受的。而“鸳蝴派”的有情无性，恰好吻合了其时大众读者“半新不旧”的心理。同理，金庸一再写数女恋一男，金庸把男女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