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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他们运用这种办法顺利地俘虏了对男人有极端“统治欲”的女人——然而上海男人“惧内”的本事并非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当中更多的人是先领教过三个两个回合雌威的厉害，吃过三次两次雌威的亏——就这些，已足够让他们“悟”了。他们悟来悟去，悟出了一条“通则”：“惧”是为了“治”；有目的的“惧”就是有目的的“治”；“惧”得越像，“治”得越好。我想现代人若套用古人的“三十六计”来治家的话，该加新一计，谓之上海男人“惧内计”了。
沪版的“家庭体制”
很多外地的女人既嫉妒又羡慕上海的女人，因为上海的男人知道怎样顺着女人的意，忍得住女人对他耍性子、耍脾气、耍雌威、耍赖皮。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家庭中的丈夫就像是被妻子的“怀柔”政策所“赎买”和软化的角色。上海女人总能给家中的男人赐以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足够让男人自觉地成为全能型男人。所谓全能型，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也就是在外要像绅士，在家要会理家务。提起家务，上海男人还真无愧于普天下男人的模范了。上海男人是怎样撑起这个模范称号的呢？一个上海网友以他自己的经历在网上为我们介绍了如下经验：在训练我做家务的方面，妻显得立意高远，不骂不催、不“作”（极传神的沪语，如要说清全部含义须半个星期的日记，简言之：富艺术性和创意，让经受有的人生不如不死的感觉的那种‘闹’），全靠一个“哄”字诀，全由各式的表扬组成，那时候我没有社会经验，简直是主动地被驯服了。我想过，像北方的大老爷们一样坚守金刚之身不坠轮回，坚决不做家务，妻的态度明摆在那儿，只要我说这句话，她不会回娘家的，准会自己动手干的……我仔细盘算，觉得不做家务实际是亏大了，想想，你要了这权利，必得放弃其他的权利，那些北方的爷们除了可以甩手不干活以外，家里哪还有什么地方容得他们开口施政的？再说，从此往后几十年，对于咸淡软硬你只有吃的份，要议论，一句话就噎死你：“自己做。”……到了小孩子出生，我原先指望的“外援”都落空了，便独自一人把“月子”给包办了，8月的天，我没让她娘儿俩沾过生水，全部都是先烧开后冷却的熟水。那一个月，我的全部文化活动是看了30期的《新民晚报》。从此，谁都甭想用“家务”两个字吓我。后来，我又远离此道，那是妻顾恤我的身体。有时候想想，被“家务”这两个字折杀的英雄好汉其实是不少的，男人们在这个关节是上失分不少的，我见过畏于此而不敢结婚的，更有不敢离婚的，比如一个人怎么带小孩。笑话，那狗妈妈能把虎崽子喂大，当爹的就不能领个把孩子？男人被女人吓坏了，在这个小问题上……（①新浪网（佚名）：《上海丈夫》原文已作改动）尽管这个网友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惧内”，但从他对各种家务活由“逃跑”到“甭想用‘家务’两个字吓我”的认识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严妻”潜藏着的“敬”与“畏”。然而能把这种“敬”与“畏”转化成一种自觉干家务的动力，这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能“慑”于妻子的“阴威”而放下大老爷儿架子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外地尤其在北方的男子汉们来说难乎其难，但对上海男人而言，则不失为易事。说来也是，不就是多做点家务就能讨得女人欢欣吗？阿拉听从侬阁啦！前些年《中国新闻》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上海，90％的家庭由妻子掌握日常经济支配权；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包揽。这份调查数字似乎可以表明这样一个社会认识：上海家庭真有点像阴阳颠倒，女人是主男人是从。如果人们把这种“不平等比例”完会归咎于男人“沪版”的“家庭体制”的依顺的话，那么我相信，如果有人试着给上海男人强加一些自信剂，必会有众多的上海男人不再愿意无条件地将这种“沪版”的“家庭体制”进行到底。除非他在工作上无所收获，在事业上无所盼头。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海的机遇来了，上海人的机遇也来了——缱绻在家中聆听老婆的教诲围着锅台转的男人也随之减少了。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海派家庭以丈夫做家务为主的仅占5。3％，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仅承担购物和洗碗；57。6％的海派家庭以妻子做家务为主，另有一些家庭则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此外，在共同财产支配方面，多达29％的丈夫承认自己的消费高于妻子，78％的丈夫认为自己用钱从没有不自由的感觉。尽管这种比例和全国家庭的比值还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也足够证明，上海男人打心眼里并不只钟情于家务，更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窝囊到只会以家务为荣的地步。
第五卷第二章
上海男人的婚恋观
“沪版”的“门当户对”
男女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并不是上海人的专利，而是中国传统遗风里有关男婚女嫁的文化思考定式。这种定式在主流上秉承了古人对“郎才女貌”的道统的褒扬，以至影响后人。时至今日，在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人们仍旧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门当户对”，甚至以“门当户对”为天经地义，以“门当户对”为荣——究其因，想必有二：一是为面子；二是为光宗耀祖。城里的人因为受现代新文化新思维影响，在考量婚姻嫁娶时便不再将“门当户对”作为“不二”之选，即使非“门当户对”不可，那也只是排在其次的地位。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思维的标志性城市，在诟病传统文化的愚顽中，不当其他城市的排头兵，至少也不应该落后于其他城市才对，可是，事实上如今上海人的“门当户对”情结却丝毫不见消退的迹像。别说上一辈人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婚姻嫁娶有“门当户对”的要求。即使是年轻人，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但凡对门不当户不对、双方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婚姻嫁娶都会毫不吝惜背后的嘲笑。“门当户对”——在上海人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上海人对此的解释却颇头头是道。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上海的朋友陈一道去喝另一个朋友黄的结婚喜酒，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为黄的婚姻鸣不平。说是“黄太亏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有人品有长相有前途有志向的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裁在一个村姑裙下，可惜，太可惜了。”陈在一番“慷慨激昂”末了，还要补上绝对“沪版”的感叹：“啧啧……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喜酒，要是在我们上海，肯定是没人去喝的哩！他不要这张脸面，朋友们还要这脸面呢！”我对陈的这番话十分不以为然，便有心替黄反诘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像你们上海人那样固守着‘门当户对’的老古董！”“‘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陈非但没被我“镇”住，而且还愈发“嚣张”起来了。他说：“你以为像小黄这样的婚姻就能说明文化的进步了？愚蠢！‘门当户对’恰恰体现了人口高素质化前提下婚姻的平等关系。当然，这种平等也不是绝对的，最能让人接受的是，男人的条件总要比女人略强一些，而不是像小黄这样，双方相差十万八千里。走着瞧吧，过不了多久，这对子保准出事！”这“乌鸦嘴”接着又向我列举了上海人常用的一种比喻：在一切被人认同为“般配”的婚姻中，大抵是男人处于“上只角”而女人处于“下只角”，如果这两只“角”出现换位，那必定要阴阳倒挂、乾坤难卜了。当然，这只是过去。现在上海的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在过去，女人从“下只角”嫁到“上只角”是值得庆贺的。如果女人是“上只角”而男人是“下只角”，邻里在其后面就会叽哩咕噜地议论“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云云。如果是一个上海男人娶了个外地户口的老婆，那就更不得了啦——先是婆家亲友一开始就看不起新娘子，可想而知那刚过门的媳妇也必然会在众人前“唰”地矮了半截。问题是，都照着“男上角”“女下角”这种婚姻“规则”一脉相承，就会出现一些男人娶不起的女性。这些女性哪里去了？人们可以回想一下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现的“剩女不剩男”的怪现象，而那些所“剩”下来的“大女”，绝大部分的各方面条件都是相当“棒”的。为什么成了“大女”？一句话，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