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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的重大转变。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年开展的整风整社“反五风”运动十分深刻。那些“五风”严重的干部们垂头丧气地排着队，被荷枪实弹的民兵押送着，反省认错，劳动改造。深受“五风”之苦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调整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继续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及加强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１９６１年，党中央还采取了提高收购农副产品的价格、减少粮食征购、降低农业税率、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缓解供应紧张局面、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管理体制、改进计划工作、加强企业管理、压缩调整工业等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采取的调整措施不够及时和得力，加上当时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经历了一番风险，又开始了新的航程。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内忧外患，让中国这个巨人有点步履踉跄，前进艰难。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的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回专家，带走了全部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资料。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掀起新的反华浪潮。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
没顾上吃１９６１年的腊八粥，中共中央、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们，冒着刺骨的严寒，赶到了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
七千人大会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开幕，原定只开１８天，按中央机关和六个大区分组活动，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因《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的内容，会议到２月７日才闭幕，共开了２８天。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会议的第一阶段，从１月１１日到２９日上午，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后，政治局还没有讨论，毛泽东提议直接印发大会，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稿子发下去后，果然议论纷纷，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在各组讨论的同时，会议组成２１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参加的有政治局成员、中央局、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用８天时间修改，形成《报告》的第二稿。２４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案”。
１月２５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书面报告》，同意提交大会进一步讨论、修改。
１月２７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大家。刘少奇在会上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和党的作风等四个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深入的说明和补充。会后，各级讨论《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同志普遍感到满意和兴奋，认为报告讲得深、讲得透，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中央向大家交了心、交了底。
会议的第二阶段，从１月２９日下午到２月７日，开“出气会”，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原计划１月３０日或３１日结束，但到２９日下午，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商量，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有一个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气’都没有出，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打击，不报复。”
１月３０日，各级召开全体会议，动员大家打消顾虑，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向上级提意见。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体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主要是召开小组会议，对省委、中央局、国家机关、中共机关及负责同志提出批评意见。
２月４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看戏。５日进行春节团拜活动，毛主席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在会上，邓小平讲了党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健全党的生活，包括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党的经常工作、培养和挑选干部、学习马列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林彪、朱德、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话。
２月７日，大会胜利闭幕。
“七千人大会”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１９５８年以来四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初步认清１９５８年以来工作中的主要错误、缺点，确定１９６２年的任务，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会上，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很乐观，认为形势已经根本好转，“１９５８年的劲头又起来了”，“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过两年又“可以组织新的跃进”。华东局的柯庆施一贯极“左”，他对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１５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足干劲？越看越没劲。”
刘少奇不仅在《书面报告》中列举了经济形势严峻的事实，而且在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说：“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减产还相当大，工业也减产。人民吃的粮食、副食品、肉、油都不够，穿的、用的都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１９５８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领导工作中找原因。１９６１年５月，刘少奇同志下到湖南宁乡县花明楼进行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
他在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少奇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实事求是地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让与会者醍醐灌顶，如沐春风。
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会议认为：首先应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都有责任。
毛泽东坦率地承认：“去年６月１２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也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