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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１９６０年２月份某一日（农历１９５９年十二月）查岈山人民公社对浮肿病的统计表与后来“三反五反”揭发出的情况出入很大，暂且照抄如下：槐树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土山大队浮肿病人２８人，农场浮肿病人５１人，霍庄浮肿病人６８人，大里王浮肿病人３１人，查岈山浮肿病人５０人，包庄浮庄浮肿病人７８人，小陈庄浮肿病人７５人……这一天统计全查岈山公社浮肿病人共计７８６人。也就是说，这一天时间查岈山区共有７８６人的生命正一步步无望地走向死亡。
这７８６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从小就会唱：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群众有句形象的俗话，说：“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百姓，顾名思义，就是世上有一百个人都行（姓），你也不能行（姓），你行（姓）也是个白行（姓），农民哲学家如是说。
所以，豫南几百万老百姓也就别无选择了。
此时，全国性的粮食极度缺乏开始了。各粮食调出省所调的粮食，只完成了调出计划的一半，１００亿斤的出口收购计划也只完成了３０亿斤。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向中央的反映，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周转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７天，天津只能销１０天，上海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的１０个城市也只能销八九天，如再不紧急调运粮食，上述城市就有脱销的危险。
农村缺粮问题更是严重，由于粮食减产和征购量较大，１９６０年农村留粮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７０．１％，人均粮食消费量比１９５７年减少３５．３％，以至于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在夏收刚过就出现了偷青吃青和人口外流等情况。
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百姓逃荒
１９６０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８０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９０％的人是思想问题。”１９５９年１１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大人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的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统治下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经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路宪文还怕个鸟？！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１９５９年冬到１９６０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１００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１０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６３９个；饿死８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１０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４万人，３个月期间就饿死了４０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１０％，有的队竟高达３０％，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１．２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２００万人以上，死亡牲畜７４万多头，扒毁民房１６０多万间。
中国，１９６０年全国人口净减１０００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9、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寒冷的１９５９年的冬天终于过去了，这个让亿万人不寒而栗切齿诅咒的冬天哟！
记得小时候曾经唱过的一首童谣：“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那是一首让我和骨瘦如柴的小伙伴在查岈山下百唱不厌的童谣啊！唱歌的时候，我们那青筋暴起、黄得透亮的小肚子，已经被新熟的豌豆角、大麦炒面撑得圆圆的。那种能吃饱肚子的幸福，让人们激动得发抖！
尽管１９６０年１月２日的《人民日报》仍在发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社论，但事实毕竟是严酷的。在国务院的国家计委、经委领导干部集体办公的会议室里，主抓工业、钢铁、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和薄一波，面对挂在墙上的全国钢、铁、钢材、原煤、焦炭等的日产量进度表，心急如焚。各地要粮的电话昼夜打来，搅得他们茶饭不思。副总理李先念只好采取“挖东补西”“抽肥补瘦”的措施，紧急调运粮食，帮助断粮地区渡过难关。
毛泽东寝食难安啊，他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期解决重重困难。
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委员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了。
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了《关于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建议国务院将１９６１年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强调：“要缩短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战线，延长农业和轻工业战线，指标不要太高，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今后几年，要着重搞质量、品种、规格，搞企业管理制度。”鉴于“大跃进”以来的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一再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１９６１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全会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承认了粮食、其他农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供应紧张，工业品质量下降，许多设备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修理，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共产风”错误严重。
基于这些分析，全会决定：“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这就是著名的“八字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全会安排了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放慢了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了较大压缩，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虽然还很高，但其增长幅度却比前几年有了较大降低，体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全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制定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措施。中央决定：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运动。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作风、强迫命令风。要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进一步调整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中央规定，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账，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调的退赔给哪里。要用退赔来巩固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用退赔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使大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不能剥夺农民的道理，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
为切实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央还决定，提高粮食、油料、生猪、禽蛋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将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由５％提高到７％，２０年不变……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八字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３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